1981年 辛酉

发布时间:2011-12-21   作者(来源):
宋庆龄 
1月2日  在北京寓所,聘请两位保姆,轮流照顾病中的李燕娥。(《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月3日  西哈努克亲王来函,感谢宋庆龄赠送新年贺卡和挂历。同时又来电话告知:所寄“信封用的是旧的,因上边有心爱的女儿的照片。”(《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月5日  就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征询关于1月9日庆祝格兰尼奇85岁寿辰一事,表示:“我十分同意这样做,但如果我的荨麻疹不准我参加怎么办呢?现在痒得很,连睡觉都不能。”(《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月6日  由秘书转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因病,不能参加庆祝格兰尼奇的生日宴会。(《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月7日  收到王炳南来函,请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关于庆祝迈克斯·格兰尼奇生日的安排。
函谓:“宋副委员会长:
格兰尼奇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今年3月19日是他85寿辰。他定于1月12日离京去海南岛休养,不再回京,所以他希望在北京渡过生日。这次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也是我们对他几十年来为发展同中国人民的友谊所作出的贡献表示高度赞扬的适当机会,原来建议请您举行一小型祝寿宴会,为了表示隆重,要拍电视,发消息以致宣传。现据您身体不适,拟作以下建议:1、届时请您下楼与格兰尼奇见面,表示祝贺,拍电视,约10分钟。这样费时少,效果也非常好。然后宴会由我们操持。2、如您不便下楼是否可受您委托由我们举行宴会(过去领导人也有此先例)。以上如何,请批示。





        

此致


            
        敬礼
                                              王炳南
                                   一九八一年一月七日”(原件,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
△  因身体不适,委托王炳南主持格兰尼奇的生日宴会,并在王炳南的来函上批示:“请代我为荷”。(原件,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
△  发表题为《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一文,回顾金仲华的业绩,谴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这类悲剧不再重演。
文章愤怒谴责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金仲华及“一些最优秀的革命家和一大批好同志”的滔天罪行。文谓:“我想仅就其中的一个受害者说几句话。这就是我们杂志社的第一任社长金仲华。他是我一直非常尊敬的人。在过去的爱国和进步事业中,他不遗余力地帮助了我和我的同志们。”文章忆述金仲华在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一些片段,谓:“‘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是号召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内民主的一个组织。金仲华是这个组织的杰出成员之一。他还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作家、编辑和社会活动家。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他领导着几个刊物。这些刊物揭露和批判了蒋介石政权所散布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论调及其对人民的恐怖统治,从而使许多爱国志士从中受到鼓舞。他对我们民族和人民大众事业的忠诚,从来没有动摇过。”“从1939年到1941年,他主编《星岛日报》,这是香港一家主要报纸。那时,我们‘保卫中国同盟’总部临时设在香港。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它帮助并宣传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以药品和其他物资援助抗战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这些物资当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金仲华是这个组织的执委会成员,负责华语通讯。他为此而呕心沥血,他在那时及其以后,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争取到同情和支持,其中包括许多外国朋友的资助”“1945年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期间,金仲华曾在环境极其恶劣的上海工作。周恩来常常亲自关心他,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写信勉励他。在那艰险的岁月里,他不断帮助我们‘中国福利基金会’。”“解放以后,金仲华作为优秀的、经得起考验的进步知识分子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兼任《新闻日报》社长、总主笔。在新中国民间的国际交往中,他常被选为代表派往国外。《中国建设》筹建之初,他就十分关心这一工作,1952年担任杂志社的第一任社长。”文章指出:十年动乱开始后,金仲华象以往那样认真负责,走访中国福利会下属的一些单位,“鼓励他们继续工作”。但他遭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含恨去世。文章还充满深情地描述了金仲华对其母亲的敬爱。最后指出:写这些文字是“作为对老同志的怀念,目的是使读者对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中国人民决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这一悲剧不再重演,安定团结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人民日报》1981年1月7日;《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10—614页;《中国建设》1981年第2期。)
1月10日  委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举行宴会,祝贺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友人迈克斯·格兰尼奇85岁寿辰,并致书面贺词。
宴会上,王炳南宣读了宋庆龄的书面贺词。贺词称格兰尼奇是自己的“挚友”,高度赞扬他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所作的积极贡献。(《人民日报》1981年1月11日)
1月12日  致函爱泼斯坦。
函谓:“你写的纪念金仲华的文章很好、很及时。多谢你!”告知:“我已有好几星期什么也不能做,皮肤痒症一直在折磨我。”并谓:“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想要在上海授予我学位!我真希望能找个人来代我接受这个荣誉”。函中谈到爱泼斯坦所写的“关于我的那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全面”。并补充说明,当时“当我认识到斯大林不想继续帮助我们而听任蒋介石得逞时,我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待了。我请母亲给我寄一点钱来,然后就到欧洲去。邓演达已在柏林,所以叶挺、章克和黄琪翔很快跟着去,希望建立一个革命小组。”“我在布鲁塞尔[①]时经常同‘反帝大同盟’[②]有联系,只是他们在欧洲并不活跃。”(《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11—912页。)
1月20日  中国对外友好协会派人前来联系关于宋庆龄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事宜。(《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月21日  就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一事,答复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因病,关节炎,不一定能出席授予典礼。(《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月23日  复函加中友好协会,谓:我十分遗憾,健康决不允许我今年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可否请他们改期?(《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了判决。
1月  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在《鲁迅研究》创刊号上题词:“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做人民大众的牛,同心同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人民日报》1981年1月24日)
△  为广东省中山县“中山纪念图书馆”题写馆名[③]。(《宋庆龄辞典》第86页)
2月1日  致函“亲爱的邻居”,并“送上果馅饼一块”,以便甜甜嘴、暖暖心。(《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661页)
2月2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来请柬,邀请宋庆龄于2月5日参加在政协礼堂三楼大厅举行的春节茶会。(原件,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
2月3日  同意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建议:届时如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席,可请王炳南代为接受。(《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通知秘书,因病不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的春节茶会。(据杜述周笔录,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
△  函复历史学家刘大年,答复其所询有关与孙中山结婚的时间、地点等问题。
函谓:婚礼是于1915年10月25日在律师和田瑞家举行的,下午到梅屋先生家用茶,然后到孙中山的住宅(10,Harajiku Aoyama)。当时是同广东的两位同志于1915年10月24日晨到达东京,晚上住在头山满家(25,Reinangaka Akasaka)。(《赤门谈史录》第173页)
2月4日  下午,沈粹缜前来北京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2月5日  得知李燕娥因病在北京医院去世,即请保姆钟兴宝向秘书杜述周转达指示:一、李燕娥骨灰,火化后拿回家里来,因李不喜欢八宝山。二、自己回上海时骨灰盒带回上海。三、李燕娥骨灰安葬在花园或安葬在自己的母亲墓旁边。(《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2月7日  发热至37.8ºC,医生前来会诊。(《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复函陈一文[④],谓:“请原谅我未能更早些答复你的美好的信,这是由于我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遭受支气管肺炎的痛苦。我对你亲爱的父亲寄给我的那些小册子确实有兴趣。”(《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13—914页。)
△  复函陈依范,谓:“我因气管肺炎已经躺下了两个月,故未能回答你的非常有意思的信。我想这是值得的目标,你也将很快能够回来会见我们与这些项目有关的同志们。”(《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15—916页。)
2月8日  体温36.6ºC,继续打针服药。(《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2月11日  向在北京医院举行的李燕娥遗体告别仪式送花圈。
李燕娥的后事,由杜述周操办。事后,宋庆龄听取杜述周的汇报后书面批示:“杜同志:我非常感谢你帮我料理一切有关李姐的事,从她来,到她去!她心里也很明白的。”(原件,北京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2月12日  接杜述周书面报告,报告谓:“李大姐的后事还是一下办完好。请李局长将骨灰带回,照您的指示安葬在您父母墓左边,参照公墓情况坟墓立个碑。希同意我的意见。”(《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2月13日  同意杜述周的报告,并书面批复谓:“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记得我家在那里有八穴地。”[⑤]“您请李局长办是最好的了。原来那里有大理石的碑,‘文化革命’时被人破坏了。我能再做过他们的碑。但是李姐要做得同样的。”并谓:“我不知怎么样谢李局长,请他办好事来一个照相为荷。”“昨天你提议给李园[⑥]500元是好的,我可以加上200。”(《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17—918页。)
△  致函廖梦醒,告以病况。
函谓:“自从去年12月以来,我的老毛病荨麻疹一直困扰着我,几乎无药可治。我现在还在吃中药,但是也不能减轻那可怕的刺痒。处在这种痛苦的境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告知:”我遗憾地告诉你,我还得了支气管炎,所以我不能做有益的工作了,也不允许我见朋友,即使像邓大姐这样的老朋友也不能见。”“我感到可怕的是,如今我们两人都处于无可奈可的地步!”并谓:“谢谢郁风[⑦]同志,她画的‘母亲们’的宣传画很好。”(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675—676页。)
2月14日  致函郁风,谓:“感谢你给我送来照片[⑧]。照片上的外表极好。”(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677页。)
2月16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与沈粹缜一起缅怀李燕娥。
是日,沈粹缜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宋庆龄邀沈一起去看暂存在宋的北京寓所的李姐的骨灰盒。面对李燕娥的骨灰盒,宋庆龄又回忆起李燕娥对自己的种种好处,一再叮嘱沈粹缜:“要为李姐立碑,写上‘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并亲切地抚摸李燕娥的骨灰盒,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沈粹缜:《我的追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1页。)
2月20日  致函杨小佛,告以近况。
函谓:“请原谅此信的潦草,因我已患荨麻疹两个月了,它使我不能工作。浑身发痒而看来无药可治。我已试过一切药物,甚至中草药,但毫无效果。因此迄今不能写任何东西,而且还有更紧迫的任务。”并谓:“可是我会记住我的许诺,要为杨先生[⑨]写点东西,但勿指望最近可写,因我的身体状况极差。”(《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19页。)
2月21日  致函韩湘眉。
函谓:“我痛心地告诉你,我亲爱的管家和同伴李燕娥于本月1日上午4时,因患癌症逝世了。”告知:“我现身患风疹,皮肤感到奇痒,看来没有什么药能治好这种病。”并谓:“我可怜的燕娥在好几天以前由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将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诚的同伴旁边。在那里,朋友们会比在高耸的紫金山更容易找到。紫金山是只为真正伟大的人物服务的。”(《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20—921页。)
2月23日  发热至38.5ºC,医生会诊,心肺功能差。医生留住宋庆龄寓所进行治疗。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前来探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汪志敏、赵政,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前来探视,并谈病况,决定将宋庆龄的病情向邓颖超、赵紫阳、彭真、乌兰夫报告。(《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2月24日  下午,体温下降至37.4ºC,医生撤离宋庆龄寓所。(《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2月25日  体温37.1ºC,继续打针服药。(《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2月  为《斯特朗在中国》一书作题为《斯特朗的名字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里》的序言。
序言谓:“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序中回忆起1927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我在武汉遇到了斯特朗,并且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面。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经常见面,多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关于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非常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关心我的处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并谓:“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音信还是相通的。……最后,在她72岁高龄的时候,终于来到新中国。……她怀着回到家里的喜悦心情和我一道回忆过去,谈论未来。她还是那样精力充沛,用她的笔向世界传播着新中国的信息,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不幸她先我们而去了,她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15—616页。)
△  廖承志来函并附从美国带来的资料。
函谓:“随信附上的东西您也许会有兴趣。这些消息是从美国工作的同志那里得来的。我相信来自可靠的人,尽管是间接的,但他们是用了大力气,从您的亲戚和妹妹[⑩]那里得到这些消息。”并谓:“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廖承志1981年2月致宋庆龄函,载《廖承志文集》下卷,第789页。)
△  致函廖梦醒,谓:得知你已出院,很是高兴。(《光明日报》1981年6月4日)
△  《人民日报》驻美记者张彦采访宋庆龄母校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11]
张彦采访时,宋庆龄的同学及校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宋庆龄当年是“一个有学问的、严肃的和有理想的学生”,“她温柔而好思考”。宋庆龄的校友霍莉黛夫人说:宋庆龄“非常用功,从不漏掉任何一门功课的作业,总看见她在工作。”一位校友说:“我们都衷心希望有这么一天,宋庆龄能再到威斯里安来和我们重聚。那将是一个多么快乐的日子。因为我们热爱她,我们赞美她。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是世界上伟大的妇女之一。她在威斯里安上过学是我们的骄傲。她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荣誉。”霍莉黛夫人通过采访录音向宋庆龄问候:“我们经常都在想你,我们都盼望着你能在我们大家尚未离开人间之前再来梅肯一次。”(张彦:《访宋庆龄同志在美国的母校》,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22日。)
3月3日  致函耶沃思,谓:“我非常遗憾,支气管炎和荨麻疹折磨我已好几个月,所以他们不许我会见客人和朋友。”并谓:“我要非常感谢你给我那张同阿莱·曼在一起的照片。非常珍贵!”(《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22页。)
3月5日  在病床上复函童小鹏,请其转告友人,对自己因病重不能见面,表示遗憾,并请友人代为转达对海外亲友的问候。[12](童小鹏:《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沉痛悼念宋庆龄同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51页。)
3月6日  医生前来会诊。(《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委托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沈粹缜向中国福利会美籍专家耿丽淑赠送花篮,祝贺她85岁寿辰。(《人民日报》1981年3月7日)
3月8日  致函“亲爱的邻居”,谓:“我看看书,他们就说我会因此发高烧,我每天就得挨两针!这可不是什么开心事儿!所以我不能多看东西,这是我这种讨厌的病最使人苦恼的地方。”(转引自《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661页)
△  致函沈粹缜,谈及李燕娥骨灰安葬之事。
函谓:“希望你一路平安到上海。”关于李燕娥骨灰安葬的问题,谓:“现在她已过世了一个月零七天,墓还没有做好。或许他们要做得好看。那是绝对不应该的,因为我的父母也葬在那里。李姐像我们一样是比较小一辈!请代转我的话!”(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678页。)
3月9日  晨,在北京寓所起床拿东西时跌倒,头右部有血肿,右臂部摔疼,右手腕有青肿。即到北京医院检查,无骨折。下午1时,体温升至38˚C。(《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3月10日  上午,北京医院陶主任、钱主任、刘主任、王主任前来寓所会诊。体温升至38.8ºC,医生、护士留宿宋庆龄寓所进行治疗、看护。(《张珏记事本》;《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3月11日  北京医院陶主任、钱主任、刘主任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3月12日  上午,北京医院医生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  复函《中国建设》杂志社全体同志,对他们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来函慰问,表示感谢,并谈《中国建设》。
函谓:“二十几年来,你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辛勤工作,把《中国建设》办成对外宣传的杂志。在它创刊30周年到来时,应当庆祝并为此作好筹备。在此,预祝你们的愿望圆满地实现。”“《中国建设》中文版,比较吸引人。希望此版的订户日增,成为海外同胞、港澳同胞欢喜阅读的刊物,并成为我们宣传的一份力量。”并谓:“病了两月余,尚未痊愈。恕我勉强执笔,不能多写。”(《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23—924页。)
3月13日  上午,北京医院钱主任、周主任、陶主任前来寓所会诊。下午,周主任、理疗人员前来寓所治疗。首都医院血液科专家张教授前来寓所诊治。(《张珏记事本》,未刊。)
3月14日  上午,北京医院钱主任、周主任及首都医院张教授前来寓所会诊,诊断结果为宋庆龄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3月15日  上午,北京医院钱主任、周主任、内科周主任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3月16日  上午,北京医院内科周主任前来寓所诊治。体温37ºC,继续打针服药。晚,医生撤离宋庆龄寓所。(《张珏记事本》;《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沈粹缜,商谈修建李燕娥墓的方案。
为商量李燕娥骨灰的安葬问题,沈粹缜带着宋氏墓地的图纸,详细汇报上海有关部门安葬李燕娥骨灰的打算。宋庆龄“戴上眼镜,细细观看图纸。边看边谈到她记得宋氏墓地有八穴地。顿了顿,又指着图纸说,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的右边是我的。因为是小辈,都要比父母的墓穴低一些。说着说着,宋庆龄深情的怀念起李姐:李姐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是非分得很清楚,是位坚强高尚的女性。”并指示,父母墓碑的立墓人要将宋家6位子女的姓名都刻上[13],恢复原貌。(《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沈粹缜:《我的追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0—171页。)
3月17日  上午,北京医院钱主任等前来寓所诊治。(《张珏记事本》,未刊。)
3月19日  嘱秘书致函上海市领导陈国栋、汪道涵、胡立教,谓:“感谢您们给我捎来南方蔬菜。以后不再麻烦带菜来了。因为,某些蔬菜已经不吃。”(原件复印件,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原件藏北京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  下午,卫生部部长钱信忠、首都医院张安教授、天津血液科专家杨教授、北京医院医生、保健局邓局长等前来寓所会诊,会诊结果同前。会诊后决定在宋庆龄寓所组成医务组,增加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等。(《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3月20日  北京医院向中共中央报告宋庆龄病情会诊情况。(《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沈粹缜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张珏记事本》,未刊。)
3月23日  下午,北京医院陶主任、钱主任、周主任及天津血液科专家杨教授等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3月25日  邓颖超前来北京寓所探望,进行了亲切知心的谈话,并祝早日恢复健康。
是日,宋庆龄与邓颖超商谈了重要的问题。谈话中,宋庆龄请邓颖超不要再称呼她为副委员长。当邓颖超问,称你庆龄同志好吗?宋庆龄含笑频频点头同意。(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载《宋庆龄纪念集》第61页。)
3月26日  下午,首都医院张教授,北京医院钱主任、周主任、刘主任,苏州陈悦书医生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  邓颖超再次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并向会诊医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治疗宋庆龄疾病的意见和为其聘请外国医生医治的决定。(《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3月27日  下午,沈粹缜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张珏记事本》,未刊。)
3月30日  上午,邓小平、陈云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张珏记事本》,未刊。)
△  下午,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陶主任、钱主任、周主任及苏州陈教授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3月31日  下午,沈粹缜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张珏记事本》,未刊。)
3月  派3名工作人员到广东翠亨孙中山故居,拍摄大量孙中山故居的照片,以此表达对孙中山和孙中山故居的思念之情[14]。(巫文祥、肖永毅:《宋庆龄同志与孙中山故居》,载《宋庆龄纪念集》第262页。)
△  致函陈翰笙,建议请廖梦醒为陈漱渝[15]所著《许广平的一生》[16]题签。
函谓:“我的右手再次受伤,所以手腕无法控制毛笔。”“关于这位作者[17]的请求,我有一个好建议。廖梦醒是许广平的好朋友,而且她写的中文真的非常好。所以叫辛西娅·廖为他写是最合适的,她的地址是复兴门外/国务院宿舍7组38号。”“我相信,为许广平做这件事,她会感到光荣的。”(原件复印件,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
△  致函陈翰笙,商谈关于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答辞内容。(陈翰笙:《谈谈孙夫人的高尚品德》,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20页。)
△  为《中山侨刊》题写刊名。(《宋庆龄题词选》第205页)
春  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鲁迅日文作品集》题写书名。(《宋庆龄题词选》第195页)
△  为上海文史资料《辛亥革命70周年专辑》题名。(《宋庆龄题词选》第191页)
4月1日  上午,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前来北京寓所,在病榻前探视。(《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北京医院陶主任、周主任、刘主任,苏州张教授、首都医院张教授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4月4日  沈粹缜前来北京寓所探望。
是日,沈粹缜专程从上海赶来,带来4月2日李燕娥骨灰在上海万国公墓举行安葬仪式的照片。宋庆龄看后很高兴,赞扬上海经办同志的工作效率高。(沈粹缜:《我的追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1页。)
4月7日  担任沈雁冰[18]治丧委员会委员,并于4月11日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沈雁冰追悼会献花圈。(《人民日报》1981年3月28日、4月8、12日。)
△  下午,北京医院陶主任、周主任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4月8日 下午,中医魏老前来北京寓所诊治。(《张珏记事本》,未刊。)
4月9日  下午,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医生前来北京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  通过钟兴宝传达指示:一、请王炳南购买两件具有中国特色的礼品,将赠送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的来宾。二、接受仪式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三、会后在家宴请外宾及有关人员。并定于5月8日举行接受维多利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仪式。(《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4月11日  上午,中医魏老前来寓所诊治。晚,高烧达39ºC余。(《张珏记事本》,未刊。)
4月12日  上午,北京医院3位医生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4月13日  上午,李家炽由上海前来北京寓所送来南方蔬菜。[19](据李家炽回忆,作者采访记录。)
△  下午,嘱杜述周打电话给李家炽,谓:“本来我今晚要请他吃饭的,因为他夫人身体不好,到北京较劳累,明天下午4点你派车把他俩接来吃顿饭。”(据李家炽回忆,作者采访记录。)
4月14日  清晨,杜述周遵嘱打电话给李家炽,谓:“首长请你今天下午4时吃饭,你夫人也请一同来。首长知道你夫人有病,已交代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安排为她专门检查。首长还有一部分有关这病的药,只要好用,尽管拿去用好了。还关照你夫人别急着回上海,在北京将病治疗稳定后再回去。”(据李家炽回忆,作者采访记录。)
△  为出席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典礼,口授具体程序安排[20]
宋庆龄对秘书张珏口授:“授学位的活动一般总是在该校的校园里举行。维多利亚大学出于尊敬,来到北京授学位,是借我们的地方,他们是主人,应该以他们为主。”并对仪式的细节,座位的安排,都一一作了口述。(《张珏记事本》,未刊;张珏:《宋庆龄生前最后参加的一次公开活动——记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前后》,载《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1991年第2期。)
△  下午,邀请沈粹缜和李家炽夫妇等前来寓所晚餐。
是日,宋庆龄特地派张珏陪同李家炽夫人到寓所花园各处走走看看。(据李家炽回忆,作者采访记录;《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医生前来寓所会诊。会诊时,沈粹缜传达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宋庆龄待遇的最近指示:宋庆龄和何香凝是辛亥革命的两位老人,享受国家元首的待遇。(《张珏记事本》,未刊。)
4月15日  叶剑英委托秘书从广州来电话问候,并托人送来芒果。(《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4月16日  中医专家魏医生前来寓所诊治。(《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4月17日  下午,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医生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4月18日  下午,沈粹缜前来寓所探望。(《张珏记事本》,未刊。)
4月21日  担任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委员会主任委员。(《人民日报》1981年4月23日)
4月22日  上午,中医魏老前来寓所诊治。(《张珏记事本》,未刊。)
△  邓颖超派人送来西瓜。(《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4月23日  指示秘书杜述周安排电影晚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4月24日  下午,医生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4月28日  在寓所举行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电影晚会。参加人员有沈粹缜、李家炽及医生、护士、工作人员、警卫连战士等。(《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4月29日  下午,彭真夫妇前来寓所探视。
是日,彭真在病榻前对宋庆龄说:“你虽然没有入党,但党一直把你当作党的一位领导同志看待。”(《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4月30日  北京医院、首都医院、日坛医院医生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4月  得知史良患病,立即派人送去一盒从上海带来的柠檬点心,并祝早日恢复健康。(史良:《人民的事业必胜——沉痛悼念尊敬的宋庆龄同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79页。)
4月—5月  在北京寓所,用英文撰写《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一文[21],介绍孙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动和宋嘉树早年的经历以及他们早年接触的一些情况。
该文全文如下:
“美国的一些书中讲到我父亲宋嘉树在8岁的时候就和美国的一个叫琼斯的船长交上了朋友。琼斯每年都到海南岛来买椰子干,虽然我父亲和他在语言上交谈有困难,但他们还是成了好朋友。那时,我父亲有个叔叔在美国的波士顿开一家杂货店,他常常给家里的人写信报告异乡的生活情况,读来很有兴致。这些信燃起了我父亲心中的幻想,他请求琼斯把他带到美国去,琼斯船长虽然很喜欢我父亲,但这个要求却使他很为难。等到船即将启航,琼斯想和我父亲告别说声再见,但却没有看见我父亲。几个小时之后,船已航行在海洋上,琼斯出乎意料地发现父亲就睡在他的舱位下面。
就这样,父亲跟着琼斯船长到了波士顿,又被带到他叔父开的中国杂货店。过了些时候,琼斯船长带着父亲去见北加罗来纳州的杜克斯先生,他是位百万富翁,对这位中国少年很感兴趣。后来,我父亲就被送往该州的达勒姆上学,后又被送到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读书。大学毕业以后,我父亲不愿意继承叔父的杂货店生意,他想回国。最后,他找学校当局帮忙,正好学校所在地的教会很希望有人去中国传教,因此父亲在他20岁的时候回到了上海。
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行。
此后,父亲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印刷厂,印刷宗教书,也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那时我们年纪都小,记得父母当时告诉我们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也禁止我们拿宣传革命的小册子。父亲后来还在经济上帮助过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
童年时代,我们就知道有革命运动,那里,称之为‘长毛’、‘拳匪’。我在美国时,就很想知道有关祖国的消息。
在我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各项革命工作的日子里,他让我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同时,我得到少有的特权能看到某些日本的著名政治家和他们的夫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头山满先生和夫人。头山满先生的别墅很大,四周筑有围墙,里面有一座非常美丽的花园。记得那座别墅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先生逃脱袁世凯魔掌东渡日本后就住在这座别墅里,大约有一年时间。许多从中国各省来的同志们在这里与孙先生共商革命大计,准备在国内再举行一次起义。
我在美国读完大学以后,原想再学习一两年,但我父亲打来急电召我去日本见他。我到日本后和父母住在横滨,每天去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工作,经常由父亲陪去,他那时的任务是帮助孙先生为党筹集革命经费。
在帮助孙中山先生工作的日子里,我获得稀有的机会接触不少接近他的日本朋友。在头山满先生家里,我和他可爱的女儿静香和岩尾成了好朋友。我亲切地记得先生的忠诚朋友山田先生,他的弟弟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有犬养先生和菊池良一先生,菊池良一也是先生一位忠诚的朋友,他是教会里有影响的议员。还有宫崎先生,他为了帮助我们而参加了黑龙江“黑龙秘密结社”。我清楚地记得,mumaya(马谷)先生和夫人拥有一家日本影片公司,他们常常带着异国花草来访问我们。还有流原先生,他送给孙先生一把历史上著名的佩刀,这把佩刀至今仍在上海中山故居陈列着。我还记得口纸大王田中先生和夫人曾在他们自己的花园里演出《绞死袁世凯》一剧来招待中国朋友们。还有其他一些日本朋友,可惜此刻我已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
孙中山先生非常忙碌,经常和同志们讨论和计划革命工作。1914年,我母亲健康情况不佳,要我陪她回上海看医生并服用对她有益的中药。孙先生每次回国必然住在我家。我父亲在住宅地下室秘密设印刷厂为兴中会和同盟会印刷小册子和文件,同时为了掩护也印刷基督教的书籍。正由于此,秘密工作给母亲两肩一副重担,而且也使她精神上承受很大的压力。祖母严厉地多次警告和提醒过她,如果这些秘密工作被人发现,将意味着全家人和亲戚们的死亡。母亲不听祖母的警告,继续进行爱国任务,结果是她的健康每况愈下。于是于1914年1月,我陪她回到上海,在上海她看中医和服用中药,不久的她的健康就有了很大的好转。
1915年10月,朱卓文同志(Jackman Chu)带着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慕菲雅来看我,他给我看孙中山先生打的一封海外电报让他当面密谈,迫切要我和朱同志及他女儿即去东京。写到这里,我要补充一下,朱卓文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孙先生到美国三藩市时,朱卓文也在美国,从那时起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同往美国各州旅行,向中国学生和商人进行演讲,宣传推翻腐败满清王朝和建立民主中国的必要。他们也为了这一目的同往欧洲旅行。朱卓文在欧洲同“机关枪公司”(Vickers-Maxim Co)等进行过商务上的接触。
我从朱卓文那里知道,孙中山与他的妻子有过双方同意的友好离婚协议,而朱卓文是这协议的证人之一。孙先生和他妻子的婚姻是按照中国古老习惯由老一辈在他们童年时代就订下的,未经双方的同意。孙中山18岁时按照父母的选择和这位缠足的女孩结了婚,后来孙先生从事革命工作。而她不愿卷入革命,要在国内过安定平静的生活。朱卓文给我他们离婚协议的法律证件和签字,她是文盲,所以只见签名的地方有她用大拇指沾红墨水按上的指印。
我和朱卓文一行坐火车从神户到东京火车站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在车站等我们。他带我们到青山原宿109号。这是一座小巧的欧洲式住宅,里面已经布置完毕。我和慕菲雅一起在这座住宅里度过了我结婚前最后的一夜。孙中山和朱卓文给日本著名的律师和田瑞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到了东京。第二天早晨,结婚仪式就在和田瑞先生家中举行,只有一些亲近的朋友参加了婚礼。在婚礼上,我们在结婚证件上签字,和田瑞先生和夫人还为来宾准备了香槟酒午餐。回家时,我和孙先生每人带一份结婚证书,由和田瑞先生为我们到市政府登记证明。
我的丈夫有很多书,他的起居室里挂满了彩色地图。他有时召集办公室的同志们如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邓仲元等一起讨论工作。他晚上爱做的一件事是把各种大地图铺在地上,然后弯下腰蹲在地上用彩笔勾画河道、运河、港口、江河和铁路等等。我的工作是为他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他虽然已经放弃医生业务,但对于医学书籍仍有兴趣。我从不读小说或故事一类的书,但有时朗读一些轻松的文章,如当时英语和日语报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斯·康德黎爵士和他夫人从伦敦寄来的读物。当年,孙先生从驻英使馆救出来以后,就住在康德黎家。那些夜晚,可以说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
回想孙先生由神户到天津回国旅途中,肝癌已经加重。他曾在神户远东饭店出席了许多日本朋友参加的大会,最后一次呼吁中日两国人民真正友好,一起为亚洲安全努力,因为列强企图分裂和统治我们。他举出了许多生动的事例,这些事例已载入史册。那次先生的演讲极其动人,我看到在他讲话的时候有些日本爱国者噙着眼泪。”(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5月1日  大夫前来寓所会诊,又请来了日坛医院的朱绍章、李邦淇大夫共同会诊。(《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2日  下午,沈粹缜前来北京寓所探望,与沈会谈40分钟。(《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一文,指出培养和教育下一代是历史赋予人类的重任。
文章谓:“我国现代化建设在几经挫折之后,今天又重新起步了。这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它关系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系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要完成这个事业,不仅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丰富经验和奋斗精神,而且需要下一代人的才智和力量。因此,不断地关心和培育年轻一代成长,是不容忽视的。”表示:“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一想到年轻一代的遭遇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忧虑。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力消除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断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培养教育工作。”指出:“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14岁以下的儿童和少年就有三亿以上。要使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各方面都能很好地发展,不经过家庭、学校和整个社会的长期努力,是很难做到的。目前,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开始。今后还必须发动更多的人,投入更大的力量去推进这项工作。”并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仍然是漫长的。老一代的革命者肩负着沉重的纤绳,牵引着革命的航船,已经走过了最艰苦的一段;今后,应该是年轻的一代驾着现代化的征轮,继续冲破惊涛骇浪,奔向我们的伟大目标。少年儿童是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并深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关心这年轻的一代,不断地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用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去培养和教育他们,他们就一定能够把我们祖国和民族的希望的火炬接过来,传下去。”(《人民日报》1981年5月2日;《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19—621页。)
5月3日  下午,廖承志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并留下审阅的文件。(《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5日  在北京寓所书房进行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授赠典礼上的讲话录音[22]。(《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6日 对外友协刘庚寅、贾继周前来北京寓所商定5月8日参加宋庆龄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授赠典礼的人员名单。指示:请沈粹缜、李家炽参加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据李家炽回忆,作者采访记录。)
5月7日  北京医院医生前来寓所会诊。(《张珏记事本》,未刊。)
△  担任朱蕴山[23]治丧委员会委员,并于5月11日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朱蕴山追悼会献花圈。(《人民日报》1981年5月2日、7、12日。)
5月8日  得知中共中央决定补助5万元,婉言谢绝。(《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抱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授赠典礼,并发表20分钟的讲话[24]
是日,宋庆龄坐着轮椅乘坐面包车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稍事休息后,会见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之后,穿戴好博士服,仍坐着轮椅来到湖南厅,坐在大会主席台上。授赠典礼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主持,宋庆龄发表讲话。
宋庆龄在现场发表讲话。她既未采用事先录制好的讲话录音,也未接受她先读几句话,然后由翻译者译读全文的建议。当时,她手持讲稿,用流利的英语即席作了近20分钟的讲话。讲话谓:“我为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博士学位感到荣幸。”“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时,我也是把它看作是把中、加两国人民连结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并谓:“无论在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帝制的革命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国人民都得到了酷爱正义的欧裔加拿大人的帮助。他们最杰出的代表、最崇高的象征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特别是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中加两国人民友谊之桥更加稳固、宽广和坚实。它包括我们两国良好的国家关系,互利的对外贸易以及学术和其他友好交流。”“我们现在如同过去一样,不仅在继续发展我们的友谊方面,而且特别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人和加拿大人都从历史的经验中懂得了,保卫和平必须采取明确立场,反对一国对另一国的一切侵略行为,反对超级大国扩张主义者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任何企图。”并指出:“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空前觉醒。在这种基础上,中国坚信,她能够完成不断进步的任务。这种任务集中体现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为达此目的,我们同样需要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加拿大和加拿大人民就是这样一种民族。”
荣誉学位证书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亲自授予。霍华德在仪式上致词:“这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所以今天的仪式是空前的、独特的。”他赞扬宋庆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她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在授赠典礼上也发表了讲话。
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法律研究所等单位的负责人及其中外老朋友等200多人出席了授赠典礼。这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公众活动。(《人民日报》1981年5月9日;《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22—625页。)
在授赠典礼上,康克清一直陪伴在宋庆龄的身边,并向她献上一束鲜花表示祝贺。康克清后来说:“当我向她献上一束鲜花的时候,真实地感到她的思想比鲜花更加美丽。”(康克清:《沉痛悼念宋庆龄同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83页。)
△  授赠典礼结束后,宋庆龄十分疲惫,但仍清醒地告知身边工作人员将博士服、博士帽保存好带回家中。回到寓所,嘱咐晚上宴请加拿大客人,请王炳南代为主持。(《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晚,在北京寓所,由王炳南代为主持设宴答谢加拿大贵宾。沈粹缜、李家炽等参加。(据李家炽回忆,作者采访记录;《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9日  指示杜述周到友谊商店购买扇子备作礼品。杜共买了32把扇子。宋庆龄自己要了10把,并自费付款。(《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11日  指示准备宴会,答谢各位医务人员。(《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致函北京饭店,谓:“5月8日的宴会,得以顺利完成,外宾欢欣地告别,有赖于你们所出的一份力量。”“我特地致谢并祝你们的业务在世界上赢得好评。”(《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25页。)
5月12日  应邹韬奋纪念馆的请求,为《韬奋手迹》一书题签书名[25]
是日清晨5时,宋庆龄叫来工作人员,说要做事。让人扶着,艰难地走到写字台旁坐下,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韬奋手迹”4个大字,落款:“宋庆龄题”,时间:“一九八一年”,并写了两张供选用。写完后由工作人员扶着上床休息,说:“我现在放心了。”这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后一次题字。(沈粹缜:《我的追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6—177页。)
△  晚,在北京寓所设宴答谢医护人员,因身体不适未参加。当席散人尽时,欣慰地拉着钟兴宝的手说:“这一件事,我总算放心了。”(《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13日  上午,高醇芳来寓所探望,宋庆龄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但还是坚持开口讲话,感谢高来看望她,并感谢高送来鲜花。(据高醇芳本人回忆;《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指示杜述周回访住北京饭店的沈粹缜、李家炽。(《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14日  致函祝贺“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
宋庆龄因重病不能出席“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是日,她挣扎着下床,要到办公桌上写信,但已力不从心了,便让工作人员拿来纸和笔,自己靠在病床上,托着一块木板致函“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
函谓:“参加这次大会的来自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为儿童和少年服务的同志们,你们为增强亿万儿童和少年的体质,你们为开发亿万儿童和少年的聪明智慧,你们为培育亿万儿童和少年的高尚品德,操劳出力,有的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你们的努力是有成就和收获的,你们为我国的四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你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全国人民和整个社会的尊重和感谢。”并谓:大会体现了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的结合。“我衷心希望这种结合还要更紧密、更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使我们的下一代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能得到发展。”“你们今天的辛勤劳动,是伟大而光荣的,相信你们一定能取得丰硕的成果。”最后表示:“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26](《人民日报》1981年5月21日;《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26—627页;《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926—927页。)
△  晚9时30分,在北京寓所突发高热寒战,体温高达40.2ºC,伴有严重心力衰竭。医护人员立即抢救。(《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深夜12时25分,廖承志、武新宇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15日  凌晨近2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袁晋修局长前来探望并将宋庆龄病危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凌晨2时05分,宋任穷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凌晨2时30分,彭冲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凌晨3时15分,乌兰夫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凌晨4时许,在抢救之中。司徒慧敏赶到病榻前探望。
司徒慧敏站在宋庆龄的右边,低头贴近她的脸旁轻轻呼唤,低声说:“我来看您了,请您安心养病,期望您早日恢复健康!”宋庆龄紧闭的眼睛渐渐微张,似乎想努力睁开,随后嘴里也发出声音。(司徒慧敏:《永远记住这个光辉的名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60页。)
△  晨6时,康克清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晨,体温下降,神志清醒。王光美匆匆赶来探望[27]
宋庆龄在病榻上与王光美进行了交谈,这是她们之间最后一次谈心。王光美说:“毛主席、刘少奇和周总理都对你有很高的评价,我昨天去拜访过总书记胡耀邦,他也一样。记得你曾提出要求入党,不知现在是否还是这样想法?”宋庆龄点了点头,表示肯定。王光美又接连重复了三遍,宋庆龄都明确表示肯定。王光美随即电话告知胡耀邦。胡耀邦即表示:“我这就处理此事。”(王光美:《永恒的纪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92页;《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上午9时50分,邓颖超前来寓所探望。10时13分,彭真夫妇前来寓所探望。邓颖超、彭真是代表党和政府前来探望。他们告诉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您长期以来的宿愿,党正在考虑您的入党请求。宋庆龄高兴地说:“好,好。”声音虽然微弱,但十分清晰。(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载《宋庆龄纪念集》第61—62页;《杜述周回忆材料》;《张珏记事本》,未刊。)
△  凌晨起,有关领导冯文彬、王炳南、李家炽等及好友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柯如思、沈粹缜、顾锦心等分别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张珏记事本》,未刊。)
△  下午,邓小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人民日报》1981年5月16日)
△  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受党中央委托,前来北京寓所,通报中央政治局的一致决定。
在卧室的床前,廖承志握着宋庆龄的手激动地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庄严决定接收您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躺在病榻上的宋庆龄,听了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后,显得十分激动。她连连点头,微笑着,眼里闪着泪花。但她说不出话来,她仍然在发高烧。(新华社通讯:《“叫我‘庆龄同志’!”》,载《人民日报》1981年5月17日。)
△  晚18时15分,胡乔木前来寓所探视,在宋庆龄的病榻前,谓:“我早想和你见面,我来晚了。”但宋庆龄此时已不够清醒。(《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开始发布关于宋庆龄病情公告:“宋庆龄副委员长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经多方治疗,未见好转。曾多次出现发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14日晚,突发寒战高热,热度达40.2摄氏度,伴有严重心力衰竭。目前病情危急,正在积极抢救治疗。”(《人民日报》1981年5月15日)
△  晚,林达光及杨孟东夫妇前来寓所探望。(《张珏记事本》,未刊。)
5月16日  神志不清,多次抽搐,情况不好。5时50分当听到叫唤时能答应,但心脏有早博。(《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上午10时,邓小平前来寓所探视,祝贺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宿愿。宋庆龄听后点头微笑。邓小平希望宋庆龄安心养病,并谓:“您如有不测,我们会妥善安排。”(《人民日报》1981年5月18日;《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16时15分,彭真、廖承志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16时20分,乌兰夫前来寓所探视。(《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18时,廖承志又来寓所探视。(《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会议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关于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的决定》。(《人民日报》1981年5月17日)
△  下午,廖承志、宋任穷前来寓所报告人大常委会一致通过“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光荣称号”的决定。宋庆龄在病榻上闻听后,点头感谢,由衷表示:“谢谢同志们!”(廖承志:《我的吊唁》,载《宋庆龄纪念集》第63页。)
△  收到《中国建设》杂志社送来的鲜花和慰问信。(《张珏记事本》,未刊。)
△  陈翰笙、罗叔章、黄栋则、吴蔚然等分别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晚,林达光、陈恕、孙必达前来寓所探望。(《张珏记事本》,未刊。)
△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137名同志来函慰问。
函谓:“您得重病的消息传来,我们——您亲手创办、数十年来始终无微不至给予亲切关怀的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的同志们,万分震惊和焦急!”“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您从解放前水深火热的苦难中拯救出来的孩子,我们,以及我们后代的成长和幸福与您分不开;我们儿童戏剧事业的发展和昌盛与您分不开。新中国亿万少年儿童都是您的小孙孙,您是他们慈爱的祖母。您得重病的消息牵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啊!远隔千里,我们从遥远的上海,急切地向您呼唤,为了孩子,您快些痊愈康复吧!为了新中国美好的未来,您快些痊愈康复吧!”“党中央接受您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请接受您的孩子们最亲切的慰问和最美好的祝愿!”(《人民日报》1981年5月23日)
5月17日  早晨7时,在病榻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事广播,当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广播后,高兴地对守候在身边的同志们说:“听清楚了,谢谢同志们。”(《人民日报》1981年5月18日)
△  上午9时,许德珩前来寓所探视,并在病榻前对工作人员说:“32年前,是她营救我出狱的。”(《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王光美前来寓所,在病榻前探视问候。(《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赵朴初前来寓所,在病榻前探视问候。(《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宋任穷三次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宋庆龄第二号病情公告:“宋庆龄副委员长病情:血白细胞计数由以前的61,700增至158,000,淋巴细胞占91%。15日晚体温达摄氏40.2度,16日白天体温波动于摄氏39度上下。”该公告对宋庆龄最后一次使用了副委员长的称谓。(《人民日报》1981年5月17日)
△  晚8时20分,华国锋前来寓所探望。
华国锋在病榻前表示:“宋副委员长是受到中国人民非常崇敬的。过去我们称她为亲密战友。现在,我们中共中央正式讨论决定接受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她一生是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是受中国人民崇敬的。”
华国锋后来到小客厅,向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并说:“‘四人帮’横行时,她一直表现很坚强。打倒‘四人帮’后,她很高兴。”“粉碎‘四人帮’前,她身体不好,要二人掺着走。粉碎‘四人帮’后身体好,不用人掺着走,好了。”之后,华国锋又与沈粹缜谈话说:“宋副委员长是1958年[28]向刘少奇同志提出入党的,后来告诉她留在党外好。以后她又提出过。这次接受她为名誉主席,我们宪法规定没有名誉主席,人大常委会紧急决定她为名誉主席。”(《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18日  凌晨,爱泼斯坦前来寓所探望。(《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664页)
△  上午10时,胡愈之夫妇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上午10时25分,倪志福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上午11时25分,邓颖超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蔡畅来电话问候。(《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丁玲前来寓所探视,并赠送鲜花和赞美诗。(《张珏记事本》,未刊。)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宋庆龄第三号病情公告:“宋庆龄名誉主席所患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及并发的败血症继续恶化。17日体温均在摄氏39度以上。血白细胞计数为186,600,淋巴细胞占98%。血压有下降趋势。”是日起,病情公告开始使用“宋庆龄名誉主席”的称谓。(《人民日报》1981年5月18日)
5月19日  上午10时15分,聂荣臻前来寓所探视,并对工作人员说:她清醒时,告她我来看过她,她为人民做过很多贡献,希望她好好养病,祝她早日恢复健康!(《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2时,钱昌照前来寓所探视,在病榻前对工作人员说:宋主席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希望她恢复健康,活到100岁。(《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季方前来寓所探视,祝早日恢复健康。(《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包尔汉夫妇前来寓所探视,在病榻前双手合十表示敬意。(《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宋庆龄第四号病情公告:“宋庆龄名誉主席病情继续加重。18日体温达摄氏40度左右。血白细胞计数268,500,淋巴细胞占97%。胃肠道出血。血压继续下降。”(《人民日报》1981年5月19日)
5月20日  晨5时30分至6时,体温37℃,脉搏每分钟76次,血压140/80,大便仍有血。神志有时清醒,有时有表情。(《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上午9时15分,胡耀邦、李先念、赵紫阳、彭真夫妇前来寓所探望。
胡耀邦、李先念、赵紫阳来到病榻前,向宋庆龄表示慰问,宋庆龄微微点头致谢。胡耀邦谓:“宋庆龄同志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这样的评价,她是当之无愧的。”(《病中接受探望和慰问、逝世后亲属的哀悼等日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317页;《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早晨,廖承志前来寓所探望,在病榻上与廖谈了20分钟。
宋庆龄病重后,廖承志经常守侍在病榻旁。此次谈话,是宋庆龄生前的最后一次谈话。宋庆龄谓:“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喘了几口气后又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在喘了一阵之后,又重复说了两遍,挣扎着想再说下去。当时廖承志认为不能让宋庆龄再痛苦地勉强讲话了。于是对她说:“叔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宋庆龄一再点头,脸上浮现满意的笑影。分别时,廖承志握住宋庆龄的手说:“叔婆,请您不要再讲话了。请您好好休养。我明天再来看您。”宋庆龄的手也有力的回握,并微笑着说:“明天,……明天……。”然后又点了头。(廖承志:《我的吊唁》,载《宋庆龄纪念集》第63—64页。)
△  上午,彭真夫妇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上午,林达光夫妇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2时30分,胡子昂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钱昌照、包尔汉、季方、王昆仑、赛福鼎、杨孟东等分别前来寓所探视。(《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晚6时,体温36℃,脉搏每分钟66次,呼吸每分钟18次,血压100/54。神志清醒,能讲话。
宋庆龄问身边工作人员:“我在什么地方?在去厕所吗?”“钥匙在哪里?”当沈粹缜来到身边时,又问沈:“沈大姐你休息没休息?”(《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来电慰问:“宋庆龄女士阁下:获悉你的病情,深表关切。祝你早日康复。”(《病中接受探望和慰问、逝世后亲属的哀悼等日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317页。)
△  肯尼思·康德黎来电慰问:“宋庆龄夫人:今日得知您患病消息,特向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去年9月您和我共进晚宴时的非常愉快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祝孙中山先生与家父所开创的友谊长存。”(《病中接受探望和慰问、逝世后亲属的哀悼等日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317页。)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宋庆龄第五号病情公告:“宋庆龄名誉主席19日体温多在摄氏39度以上。血白细胞计数278,700,淋巴细胞占97%。胃肠道仍有出血。尿量减少,血压一直靠用药维持。”(《人民日报》1981年5月20日)
5月21日  清晨,沈粹缜来到病榻前陪伴。宋庆龄睁开眼睛看到沈,便断断续续地说:“沈大姐,你休息吧!……你休息了口伐?……一定要休息。”(沈粹缜:《我的追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6页。)
△  晨6时,体温36℃,脉搏每分钟66次,血压100/54,大便仍有血,能讲话,能认人,知痛,神志不甚清。(《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刚从外地回北京的陈云来电话问候,希望宋庆龄安心养病,恢复健康。自5月14日宋庆龄病重以来,叶剑英每天来电话慰问,并嘱托医务人员积极治疗,精心护理,祝宋庆龄早日康复。(《人民日报》1981年5月22日)
△  病情有所好转,能认识人,并吃了冰淇淋。(《人民日报》1981年5月23日;《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冯亦代前来寓所探望并送索尔兹伯里的自传。(《张珏记事本》,未刊。)
△  马海德前来看望,宋庆龄对马说:“太疲劳了。”(《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仁木富美子前来寓所,赠送花篮及日本点心,求见。告以宋庆龄病情好转,不宜见客。(《张珏记事本》,未刊。)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宋庆龄第六号病情公告:“宋庆龄名誉主席病情未继续恶化。”(《人民日报》1981年5月22日)
5月22日  晨6时,体温37℃,脉搏每分钟84次,呼吸每分钟20次,血压154/60,大小便有血,神志尚清。清晨4时翻身时觉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上午,专程从美国旧金山赶来北京的孙穗英、孙穗华及其丈夫张家恭由廖承志陪同前来寓所看望。一同前来的还有亲属陈志昆、夫人黄寿珍夫妇和他们的女儿陈燕。时,宋庆龄正在睡觉,便未惊动她。(《人民日报》1981年5月23日;《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高醇芳前来寓所问候道别,后即回法国。(《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叶剑英来电话问候,并祝早日康复。(《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代表广东省共产党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干部和全省五千八百万人民来电慰问,祝愿宋庆龄恢复健康。(《南方日报》1981年5月24日;《病中接受探望和慰问、逝世后亲属的哀悼等日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318页。)
△  宋子良从美国纽约来电慰问:“获悉你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而祈祷。”(《人民日报》1981年5月27日)
△  病情有所好转,并表示想喝鸽子汤[29]。(《人民日报》1981年5月23日;《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发表题为《愿小树苗健康成长》一文。
文章谓:“可爱的孩子们,每当我想到你们,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充满生机的小树苗。你们像小树苗一样,柔软的枝条,嫩绿的叶子,在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在和煦的阳光下成长。……可是,我要提醒你们,狂风暴雨,病虫害,环境污染,都会危害小树的成长。对那些长得歪歪扭扭的小树,还要进行矫正、修剪。同样,社会上某些坏思想、坏风气和旧的习惯势力,也是对你们的危害和污染。因此,你们就需要认真学习,接受教育,增强抵抗力和提高辨别力。要学会在这个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世界上,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丑恶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样你们就会像小树苗一样,长成大树,聚成森林,成为祖国需要的有用之材。”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需要几十年时间和几代人的努力。你们是老一代开创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再过一二十年,你们将成为建设四化的主力军。你们要时刻准备着担负起这个光荣的任务。”勉励孩子们:“要在思想上、精神上作好准备。”“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要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高尚的思想品德,助人为乐的精神和文明礼貌的行为。”要“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锻炼身体”,“要有健康的文化艺术休养”。并热切期望孩子们“成长为栋梁之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儿童时代》1981年第11期;《人民日报》1981年5月22日;《宋庆龄选集》下卷,第628—630页。)
5月23日  晨6时,体温37.6℃,9时升至38.6℃,脉搏每分钟84—94次,呼吸每分钟19—24次。时睡时醒,反映迟钝,不说话但能应声,情况较22日差。(《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廖承志、经普椿、林达光、陈恕、孙穗英、孙穗华、张家恭、陈志昆一家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张珏记事本》,未刊。)
△  史良来电话问候并祝恢复健康。(《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宋庆龄第七号病情公告:“宋庆龄名誉主席病情仍然严重。23日体温达摄氏39度以上。肾功能逐渐减退。”(《人民日报》1981年5月24日)
△  中国政府将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病危的消息通过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告居住在美国的宋美龄。(《病中接受探望和慰问、逝世后亲属的哀悼等日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318页。)
5月24日  晨6时,体温36℃,脉搏每分钟102次,呼吸每分钟26次,血压164/64,大小便有血,皮下出血。说话不清,但能应声和看人。(《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上午,廖承志、林达光、陈恕、孙穗英、孙穗华及丈夫张家恭、陈志昆一家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张珏记事本》,未刊。)
△  美国友人罗森三次从纽约来电话问候。表示:“我很关心她,真希望这时能和她在一起。”(《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2时45分,童小鹏夫妇前来寓所探视。(《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院长任德耀带着剧院290多位演员、演奏员、工作人员签名的慰问信和一束深红色的鲜花专程到北京,前来寓所探望和慰问,在病榻前俯身轻轻地说:“宋主席,我代表剧院全体同志来看望您了。”这时,宋庆龄已处在昏迷状态之中。(《中国福利会五十年》第236页;《人民日报》1981年6月5日。)
5月25日  晨,体温39.2℃、38.6℃,脉搏每分钟102次,呼吸每分钟24次,血压170/60、200/80。(《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代表全市人民来电慰问,谓:全上海人民都对您的健康情况十分挂念。衷心祝愿您恢复健康。(《病中接受探望和慰问、逝世后亲属的哀悼等日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318—319页。)
△  孙穗英、孙穗华及其他亲友前来寓所探望。
孙穗英、孙穗华在她们祖母的病榻前轻声呼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从旧金山来看您了。”这时,宋庆龄睁开眼睛看着她们,微微颔首。孙穗英姐妹又连连呼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多爱您啊!希望您早日痊愈。”宋庆龄听后,面露激动之色,并再三颔首。(《人民日报》1981年5月26日)
△  上海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大会来电慰问:祝愿宋庆龄恢复健康。(《人民日报》1981年5月26日)
△  下午,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韩哲一代表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和上海市全体人民前来寓所探望。(《人民日报》1981年5月26日)
△  下午4时05分,日本著名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由廖承志陪同前来寓所探望,祝愿宋庆龄早日康复。(《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宋庆龄第八号病情公告:“宋庆龄名誉主席病情继续加重。自24日下午至25日凌晨,持续高温,最高达摄氏40.25度。”(《人民日报》1981年5月26日)
5月26日  整天体温在39℃以上,脉搏每分钟109次,呼吸每分钟25次,血压170/70,晚血压升高至200。脸色潮红。(《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孙穗英、孙穗华再次前来看望她们病中的祖母,同其他亲属一起整个上午都守候在寓所。(《人民日报》1981年5月27日)
△  杨孟东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下午,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北京市市长焦若愚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贾庭三,代表北京市人民前来寓所探望,祝愿早日恢复健康。(《人民日报》1981年5月27日)
△  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刘田夫和省委书记吴南生,受广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民政府的委托,前来寓所探望,转达广东省全体人民的问候。(《人民日报》1981年5月27日)
△  晚,邓广殷由经普椿陪同前来寓所探望,当用英文呼唤时,宋庆龄睁开眼睛看了看。(《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谭震林从上海来电话慰问。(《人民日报》1981年5月27日)
△  广州被评为“四美”好孩子的两千名小学生来电慰问。(《人民日报》1981年5月27日)
5月27日  晨6时20分,体温38.7℃,脉搏每分钟102次,呼吸每分钟22—24次,血压152/74,处在昏迷之中。(《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上午,日本友好人士宫崎世民由廖承志陪同前来寓所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戴成功专程从澳门赶来看望。上午,同孙穗英、孙穗华和已经抵京的其他亲友一起前来寓所,在病榻前问安。(《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粟裕嘱秘书来电话问候,祝早日康复。(《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来电慰问:“获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女士病重的消息,深感忧虑和关切。我谨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并以我本人的名义,衷心希望宋庆龄女士早日康复。祝她长寿并继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极其宝贵的贡献。”(《病中接受探望和慰问、逝世后亲属的哀悼等日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320页。)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宋庆龄第九号病情公告:“宋庆龄名誉主席病情继续恶化。体温持续在摄氏39度与40度之间。消化道和皮下均有出血。”(《人民日报》1981年5月28日)
5月28日  体温38.8℃,脉搏每分钟103次,呼吸每分钟23—26次,血压187/78,胃肠道出血,咽后部出血,呼吸困难。(《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上午,廖承志、经普椿到病榻前探望。(《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陈恕、黄寿珍、陈燕等亲属到病榻前探视。呼唤,但宋庆龄未应声。(《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上午10时45分,林达光、陈志昆、邓广殷、张家恭到病榻前探视。林达光呼唤时,宋庆龄三次睁眼看林,头微动。(《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西哈努克亲王来电话慰问。(《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全国少儿文化艺术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成立大会通过致宋庆龄的慰问信,祝愿她恢复健康。(《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
△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宋庆龄第十号病情公告:“宋庆龄名誉主席今日(28日)体温在摄氏39以下。泌尿道有出血,呼吸费力。”(《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
5月29日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宋庆龄第十一号病情公告[30]。公告称:“宋庆龄名誉主席28日晚9时发生咽部粘膜大出血,呼吸困难。虽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继又发生肺水肿,病情危笃。”(《光明日报》1981年5月30日)
△  晚,20时18分,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28日晚11点多,宋庆龄已经恶化的病情开始急转直下。卫生部领导和医务人员进行了紧急抢救。抢救工作持续了20多个小时,终于无效。在抢救期间,宋庆龄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和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昆、黄寿珍、陈燕均守侯在病床前,一直到她停止呼吸。(《人民日报》1981年5月30日)
△  得知宋庆龄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即赶往宋庆龄寓所,向其遗体致哀。向宋庆龄遗体致哀的还有黄文欢和在京的各国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宫崎世民、艾德乐、柯如思及宋庆龄的挚友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人民日报》1981年5月30日)
△  宋庆龄逝世后,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停止了正常节目播放。向全国各族人民播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公告。
公告极其沉痛地宣告:“我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于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宋庆龄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决定为宋庆龄同志举行国葬,以表达我国各族人民的沉痛悼念。”(《人民日报》1981年5月30日)
△  宋庆龄逝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立即成立了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华国锋、邓颖超、廖承志、宋任穷、杨尚昆、康克清等393人组成的宋庆龄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成员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的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人,宋庆龄的生前好友、亲属和国际友好人士。(《人民日报》1981年5月30日)
△  宋庆龄治丧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全面展开有关宋庆龄国葬事宜的各项工作。同时向全国发布公告:5月31日至6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6月3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从5月30日至6月3日,在北京新华门、天安门、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6月3日举行追悼会的当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娱乐活动一天;依照中国惯例,不邀请外国政府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人民日报》1981年5月30日)
△  晚,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分别打电报给宋庆龄在美国、台湾和香港的亲属宋美龄、孙科夫人陈淑英、宋子良和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孙满、孙乾、蒋经国、蒋纬国、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仪、孔令俊等,长孙孙治平,次孙孙治强:“沉痛奉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于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在北京逝世。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莫大损失,也是亲属们的莫大损失。为此,我们向她的亲属们发出沉痛的哀悼。”(《人民日报》1981年5月30日)
5月30日  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公告谓:“孙中山先生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不幸于5月29日20时18分在北京逝世。定于本月31日至6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瞻仰遗容,6月3日举行追悼大会,6月4日安葬于上海宋氏墓地。”公告欢迎宋庆龄在台湾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前来参加丧礼,一切费用由治丧委员会支付。(《人民日报》1981年5月31日)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来唁函,表达最沉痛的悼念。
唁函谓:“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她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光辉业绩,是我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她的逝世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宋庆龄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人民日报》1981年5月31日)
△  宋子安夫人胡其瑛从美国旧金山发来唁电,对宋庆龄逝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人民日报》1981年5月31日)
5月下旬  宋美龄得知宋庆龄病危及逝世的消息,多次流泪,并为二姐向上帝祷告。(《晚年宋美龄》第334页)
5月31日—6月2日  3天来,首都各界12万余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宋庆龄的遗容,缅怀她一生革命的光辉业绩。
宋庆龄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遗体前摆放着孙科夫人陈淑英敬献的花圈,挽联上写着“沉痛哀悼亲爱的妈妈——儿媳陈淑英敬挽”。遗体前还摆放着宋庆龄的孙女、外孙女和侄曾孙及其他亲属敬献的花圈。(《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
△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驻地纽约,举行了3天的吊唁活动,宋庆龄的表嫂牛刘义基及其两个女儿参加了吊唁。(《病中接受探望和慰问、逝世后亲属的哀悼等日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322页。)
5月  王安娜从德国发来唁电。
唁电谓:“我以感激和崇敬的心情怀念她。她为我以及许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曾作为她的同事在她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及以后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在那种环境下,她以她的勇气,坚定的立场,捍卫中国人民利益的决心,以及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不断地给我们以新的力量。”(《宋庆龄辞典》第64页。)
6月1日  过惠生、过秉忠[31]从香港发来的唁电:“惊悉宋庆龄姨母逝世,无限悲恸,特电表示深切的哀悼。”(《病中接受探望和慰问、逝世后亲属的哀悼等日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321页。)
6月2日  在3天隆重的吊唁仪式后,宋庆龄的遗体由廖承志、宋任穷、杨尚昆、杨静仁、康克清等和宋庆龄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等护送,从人民大会堂移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下午6时30分,人民大会堂里传出的哀乐声在长安街上空回荡。行驶中的公共汽车、自行车就地停下来,行人默默地聚集在大道的两旁,刚下班的职工们,刚放学的少年儿童们,抱着幼儿的母亲们,由儿孙搀扶的老人们,满怀哀痛,凝视缓缓驶过的灵车。由近百万人自动组成的厚厚的人墙,从人民大会堂一直延伸到20多里外的八宝山。由于沿途群众太多,护送灵车的车队不得不以缓慢的速度行驶。当灵车驶至八宝山时,已是傍晚7时40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停灵堂里,廖承志、宋任穷等和宋庆龄的亲属以及工作人员,再次在宋庆龄遗体前默哀,向宋庆龄遗体告别。(《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
△  宋子文长女从纽约来电,对不能前来参加宋庆龄的葬礼表示惋惜。(《光明日报》1981年6月3日)
6月3日  宋庆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宋庆龄的巨幅遗像悬挂在主席台正中,遗像下面安放着她的骨灰盒。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放着鲜花和长青松柏。人民解放军持枪肃立,守护在遗像两旁。“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的巨大横幅,高悬在主席台上方,主席台对面的巨幅横标上写着:“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献的花圈摆放在宋庆龄遗像两侧和大礼堂周围。
人民大会堂一楼大厅里,摆着一些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政府和人民、各国驻华使节、一些国家的社会团体、友好人士、在京访问的外宾送的花圈;还摆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大军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台湾爱国同胞,广东省文昌县领导机关献的花圈。宋庆龄的亲属陈淑英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宋庆龄的遗像前。
追悼大会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的有华国锋、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许世友、李德全、余秋里、耿飚、倪志福、陈慕华、赛福鼎、万里、王任重、谷牧、宋任穷、杨得志、姚依林、黄克诚、谭震林、李井泉、廖承志、许德珩、胡厥文、肖劲光、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康世恩、薄一波、姬鹏飞、杨静仁、黄华、江华、黄火青、韩先楚、杨勇、王平、陈锡联、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康克清、季方、王首道、胡子昂、胡愈之、王昆仑、何长工、肖克、程子华、杨秀峰、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
宋庆龄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昆、黄寿珍、陈燕、倪冰等,肃立在遗像旁。6月2日专程从檀香山赶来参加葬礼的宋庆龄的孙女孙穗芳,参加了追悼会。参加治丧委员会的黄文欢和国际友人西园寺公一、宫崎世民、艾德乐、柯如思、耿丽淑也参加了追悼会。宋庆龄的挚友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等也参加了追悼会。
近万名首都各界群众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宋庆龄追悼大会。下午4时,胡耀邦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哀乐,全场肃立,默哀3分钟。接着军乐队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邓小平致悼词。悼词简述了宋庆龄光辉战斗的一生,指出:“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悼念宋庆龄同志,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是日,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
6月4日  宋庆龄国葬典礼在上海隆重举行。上海全市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人民日报》1981年6月5日)
晨,在北京,宋庆龄的遗像和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骨灰盒,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礼兵护送到北京机场,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宋庆龄的骨灰乘专机移送上海安葬。到机场送灵的有邓小平、李先念、彭真、胡耀邦、王震、韦国清、方毅、倪志福、万里、谷牧、宋任穷、姚依林、谭震林、胡厥文、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姬鹏飞、杨静人、胡愈之、钱昌照等。同机前往上海的还有宋庆龄的亲属、部分交谊至深的国际友人和部分宋庆龄的生前友好以及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相关人员。
上午8时30分,当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和专程从上海前往北京迎灵的胡立教、赵祖康护送宋庆龄的骨灰到达虹桥机场后,宋庆龄的灵车由迎灵队护送,缓缓驶向西郊万国公墓宋氏墓地。
上午9时50分,葬礼开始。宋庆龄的遗像矗立在墓地上,两侧摆列着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和全国妇联、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对外友协送的花圈,上海党、政、军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中国福利会献的花圈,放在墓穴的两旁。参加葬礼的人们肃立默哀,宋庆龄的骨灰盒安然放进了洁白如玉的大理石墓椁。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和上海市负责人、宋庆龄的亲属、生前友好等缓步绕墓一周,把一朵朵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黄色香石竹花,轻轻地放在她的墓地上。
整修一新的宋氏墓地,松柏苍翠挺拔,冬青环绕周围。墓地中央是宋庆龄父母合葬墓。西侧是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的墓穴安置在东侧。素净的墓碑上镌刻着“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人民日报》1981年6月5日)


[①]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
[②]反帝大同盟:即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的简称。
[③]中山纪念图书馆:坐落在广东省中山市石岐西山之上。前身是铁城(即石岐)丰山书院的“寿香楼”,1919年成立通俗图书馆。1935年由政府募捐在现址筹建中山纪念图书馆,1936年12月落成。1950年2月更名为石岐人民图书馆,1955年8月又更名为石岐中山图书馆,后又改名为中山县中山图书馆。1981年1月恢复“中山纪念图书馆”馆名。
[④]陈一文:英籍华人,陈依范(Jack Chen)的二儿子。1950年初随其父从英国来到北京,一直在中国生活、受教育和工作。1980年,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陈一文将其父亲陈依范从美国寄到北京致宋庆龄的信转寄宋庆龄,同时附上自己写给宋庆龄的一封信,补充介绍有关情况。宋庆龄这封给陈一文的信,即是对该信的回复。
[⑤]据张珏回忆:宋庆龄父母、兄弟姐妹8人,有“约定”死后葬在一起之说。解放前万国公墓宋氏墓地除有宋庆龄的父母宋嘉树、倪珪贞的合葬墓外,另有宋家子女6人的寿穴。宋庆龄不忘“约定”,希望身后永远陪伴父母。她认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应该独自葬在中山陵,永远接受人们的瞻仰和纪念。(张珏:《宋庆龄生前谈孙中山》,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⑥]李园:李燕娥的养女。
[⑦]郁风:画家。原籍浙江富阳,1916年出生于北京。早年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西洋画。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为报刊作插图、漫画,并参加演剧活动。抗战开始随郭沫若、夏衍赴广州创办《救亡日报》,后转粤北四战区从事美术宣传工作。1939年到香港任《星岛日报》及《华商报》编辑,并与夏衍、叶灵风、戴望舒、徐迟、叶浅予、黄苗子等创办《耕耘》杂志,任主编。20世纪40年代,在桂林、成都、重庆工作,发表散文,举办画展,为话剧设计舞台服装;后任重庆及南京《新民报》副刊编辑。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主持展览工作,并撰写美术评论及散文。20世纪80年代,创作水墨画并在许多国家举行画展。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⑧]郁风将一幅宣传画的照片寄给了宋庆龄,画的是宋庆龄手举一本大书,翻开两页:左面一页是一个幸福的女孩手捧和平鸽;右面一页是一个战火中饥寒交迫的男孩。下面的两行大字是:“母亲们!让我们努力缔造和平,使我们的孩子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
[⑨]指杨杏佛。
[⑩]指宋美龄。
[11]张彦的采访录音一直送到了宋庆龄的病榻上。
[12]据童小鹏回忆:“3月5日,我用信函向她报告一个海外来的友人要求见她,只希望她经过秘书回个电话。没想到她立即在病床上亲笔给我写信,亲切地称我‘童同志’。”
[13]宋庆龄父母的墓在“文革”中遭到破坏,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进行修复,当时墓碑上立墓人只刻了宋庆龄的名字。
[14]宋庆龄曾一直想到翠亨村孙中山故居访问瞻仰,但由于国事繁忙及健康关系,始终没有实现这一夙愿。
[15]陈漱渝:1941年7月25日生于四川重庆,1962年在南开大学毕业。1976年4月正式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任研究馆员、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鲁迅研究家。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许广平的一生》、《民族魂———鲁迅的一生》等。
[16]陈漱渝所著《许广平的一生》由廖梦醒题签,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
[17]即陈漱渝。
[18]沈雁冰(茅盾):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因病于1981年3月27日逝世。
[19]是日,李家炽与其夫人同到北京。其夫人因患癌症到北京看病。
[20]当时考虑宋庆龄的健康状况,接受学位典礼拟定两个方案:一、由宋庆龄亲自出席仪式接受;二、由王炳南代替接受。宋庆龄坚持第一个方案,亲自出席典礼。
[21]该文在宋庆龄逝世一个多月后由秘书张珏译成中文。
[22]因健康原因,宋庆龄采纳预先录音的建议,同意在仪式上播放录音代替讲话。
[23]朱蕴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因病于1981年4月30日逝世。
[24]该讲话后以《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题,发表在《中国建设》1981年第7期上。
[25]年初,韬奋纪念馆着手编选《韬奋手迹》一书时,沈粹缜恳请宋庆龄为该书封面题签。宋庆龄高兴地答应了。但表示现在手有些抖,等好些后再写。
[26]该文发表在5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后的遗墨。
[27]据宋庆龄警卫秘书杜述周回忆,王光美曾两次电话一次来函,谓:杜秘书,请你安排,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宋副委员长报告,几分钟就行。
[28]应为1957年。
[29]《人民日报》5月23日转载英文《中国日报》报道称:“正在病中的宋庆龄同志‘神志清醒’。21日,她吃了冰淇淋。昨天,她要吃些鸽肉。”但据杜述周回忆,报纸报道宋庆龄“要吃些鸽肉”,有误。实为宋庆龄表示想喝鸽子汤。
[30]这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的最后一份宋庆龄病情公告。
[31]过惠生、过秉忠:宋庆龄表妹牛惠殊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