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 戊午

发布时间:2011-12-21   作者(来源):
宋庆龄 
1月1日  喜欢意大利人画的周恩来总理像。中国历史博物馆特派人带来该画像,后商定将画像挂在北京寓所小餐厅。(《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月3日  致函罗森夫人,谓:“我高兴地从你那里得知一个好消息,就是你和萨姆大夫[①]今秋要来这里!由于你的辛勤工作和热情,户县农民画展览取得了成功。”告知马海德的病情已有所好转:“他已开始用自己的最吃奶冻、喝牛奶。他接受的放射治疗效果非常好,……也许他下个月可以回家,4月可以到美国去。他非常希望在美国看到他的同胞!”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谓:“现在开始自己可以走一点路了。磁腰带对解除我的背部疼痛帮助很大。”(《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72页。)
1月5日  向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阎宝航[②]骨灰安放仪式献花圈。(《人民日报》1978年1月6日)
1月7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女士。
是日,仁木富美子为商谈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宋庆龄选集》前来拜访。宋庆龄同意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宋庆龄选集》,并向仁木富美子赠送了中文版的《宋庆龄选集》。仁木富美子表示日文版的《宋庆龄选集》将尽快出版与日本读者见面。并谓日本妇女与中国妇女的地位相比落后了50年,因此,《宋庆龄选集》中的有关妇女解放的思想比较适合她们,愿以之为参考。会见中,宋庆龄向仁木富美子叙述了孙中山与宋家的关系及自己的婚姻等情况。宋庆龄谓:“我父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同盟会中的一员。在辛亥革命时期,帮助孙先生工作。关于革命活动中必须的宣传品以印制《圣经》为由,进行秘密的出版活动。在危难时刻,我父亲也庇护了孙先生。”在谈到与孙中山的婚姻时,宋庆龄谓:父亲反对这桩婚事,自己是乘家人睡着时偷偷跑出来,乘船到日本,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合的。宋还清楚得记着参加婚礼的日本友人,并将名字一一报出。交谈中宋庆龄还表示,自己的头脑中还残留着《圣经》的博爱思想。(仁木富美子译编:《宋庆龄选集》日文版,译后记;《杜述周回忆材料》;《张珏记事本》,未刊。)
1月17日  复函表弟倪吉士,聊家常并告以近况。
函谓:“十分感谢你的欢迎信和令人愉快的合家欢照片!然而,听说以望的皮肤病不能根治,我很难过。我非常同情她。因为我患荨麻诊多年,在北京的干燥空气中尤其令人烦恼。我必须每天在身上涂抹药膏,否则不能止痒。”又谓:“现在,我的工作排得满满的,因为今年是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我要做报告,这需要看很多材料,并回忆那些曾发生过但无文字记载的重要事件。”(《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73页。)
1月19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美国百岁老人韦尔西·费希尔夫人[③]及其助手加拿大人萨利·斯温森小姐。看到这位身体硬朗的老人感到非常欢欣,倾慕她的记忆清晰、精力不衰、战胜年龄。并同她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人民日报》1978年1月20日)
1月28日  向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侯春怀[④]追悼会献花圈。(《人民日报》1978年1月29日)
1月  致词祝贺《中国妇女》杂志复刊[⑤]
贺词谓:“在我得到《中国妇女》杂志经党中央的批准,决定在7月正式复刊的喜讯时,心情万分高兴。我满怀激情祝贺这一杂志的复刊!”贺词肯定《中国妇女》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妇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和团结各界妇女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1967年停刊。”“今天,党中央领导我们深入揭批‘四人帮’,率领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我国妇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日子里都曾出过力量,而且这份力量是伟大的,起了‘半边天’的作用。今天,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行新的长征中,必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希望:《中国妇女》杂志“对读者作好宣传报道,鼓舞妇女的干劲,使广大妇女团结起来,在新的长征中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继续革命,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妇女》1978第1期;《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42—543页。)
2月2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牛恩美、顾锦心、顾澄宇、陈休征、林立等。(《张珏记事本》,未刊。)
2月6日  是日为大年三十。在北京寓所亲自主持联欢会,与身边工作人员及孩子联欢,历时2小时。是日还收到罗叔章所送的鲜花。大家看电视,至凌晨零点45分始散。(《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2月8日  致函高醇芳,谓:“昨天,我很高兴地从你亲爱的母亲那里得知你即将毕业,这似乎难以想象!现在你已经能流利地说三种语言。这真是一大成就!你的画作极富艺术性。我要为你的写有‘中国传统画’的画卡[⑥]配一个镜框,因为你的画确实非常美妙。”又谓:“你问我想要巴黎的什么东西。因为有许多外国客人来看我,她们都喜欢‘法国芥末酱’和这里供应的热狗。所以,如果方便的话,请给我一些上面说的芥末酱——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芥末酱。”并告:“最近有一位98岁的老太太韦尔西·费希尔从纽约来看我。我问她喜欢什么食品,她的回答是皮蛋和热狗,但她告诉我后者一定要配以法国制作的芥末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代管信件译文;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75页)
2月11日  在北京寓所收到史良送来的巧克力,罗叔章送来的鲜花。(《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2月1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宋庆龄主持即将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预备会。(《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2月24日  下午,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决议,推选邓小平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人民日报》1978年2月25日)
2月25日  下午,出席并主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预备会。
会议选举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宋庆龄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议一致通过五届人大首次会议的议程。宋庆龄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经人大常委会决定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定于明天下午正式开幕。”之后在主席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宋庆龄被推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人民日报》1978年2月26日)
2月26日—3月5日  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在会上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会上,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通过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人民日报》1978年2月27日;3月2、6、7、8日。)
2月  就上海郑育之[⑦]函询有关1933年9月在上海秘密举行“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的地址和出席人员等情况,作出批示,谓:“她说得对,我是以后到会场去的。”(张珏:《“老人年”回忆宋庆龄》,载《红旗飘飘》第27期。)
3月9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吴德、姬鹏飞,谈五届人大事。(《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  晚,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赵朴初、陈维博、沈粹缜、顾锦心等。(《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3月12日  在北京寓所收到邓颖超、罗叔章、廖梦醒、戴爱莲等为纪念孙中山逝世33周年赠送的花篮和鲜花。(《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3月13日  致函高醇芳,感谢她所寄的法国芥末酱,告以近况并准备送她一本画册。
函谓:“万分感谢你那么迅速办了我请你办的事!我刚打开你用航空寄来的两罐芥末酱,真是美味!”告知:“我们刚开完全国人大会议,极其疲劳。会场上强烈的弧光灯照得我的脸都肿了,现在看起来简直像是一只膨胀的熟透了的西红柿!”并谓:“我在上海家中有一本精美的古代花卉画册,如果有可靠的人,我会托他带给你的。我很爱看这些画,相信你也会欣赏这本画册,因为你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代管信件译文;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77页)
3月16日  致函罗叔章,谓:“听说你快要从医院回家了,我万分高兴。我一直很想和您谈谈有关近几年来的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告知:“自从‘人大’会后,多年的皮肤病又发了,……而我眼皮上又生了一粒东西,使我不能清楚地看东西,非常被动,也不能亲自来看望你,深感遗憾!”感谢罗送的美丽的、漂亮的鲜花,谓:“您的深厚友情使我万分感动,再一次感谢您的深厚友谊!”并希望身体好些后,能够相见。(《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74页。)
△  致函顾锦心,谓:“热烈地祝贺你和你心爱的儿子,因为他出色地通过了艰难的考试。请把这支钢笔送给他,他在工作中会用得着它的。”(《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75页。)
3月17日  致函廖梦醒,对她3月12日送来的美丽的鲜花表示感谢。函谓:“我再次成为荨麻疹的受害者,它使我全身难以忍受的刺痒。没有什么药能解除我的痛苦,夜里无法入睡。眼皮上长了一个麦粒肿,所以我不能去妇联参加由邓大姐主持的会议。”并谓:“我希望你很好休养,从住医院时的痛苦中恢复过来。……我订了一个蛋糕给你,希望你爱吃。”(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78页。)
3月22日  致函海军政治部领导,希望将隋永清调至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3月24日  听取中国福利会秘书关于邹尚录病情[⑧]的报告后,指示:“必须给他请最好的医生。他是个非常好的干部。”(《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年第2期;《张珏记事本》,未刊。)
3月25日  致函杨孟东,告以近况并谈中国情况。
函谓:感谢他所送的Lubridema和Sandoettes[⑨],谓“浴后用这些油擦身,我觉得轻松多了”。并谓:“最近因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那些长时间的会议,我感到精疲力竭。”“不论怎样,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内部敌人[⑩]终于被抓起来了,中国终于能够向它的目标奋进了。一个统一战线已成为现实,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能亲眼看到一个现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76—777页。)
3月27日  致函黄寿珍,谓:“希望你和志昆身体健康,享受着这美好的春光。”并谓:“近来一些会议将我弄得很疲倦。但我很高兴我们的祖国已经迈开了步伐,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78页。)
△  致函廖梦醒,谓:“我急于告诉你,我收到了你转来的挂历。请代我谢谢蔡福就。挂历非常漂亮,对于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漂亮的挂历的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79页。)
4月1日  为《儿童时代》复刊[11]撰写题为《祝贺〈儿童时代〉复刊》一文。
文章指出:《儿童时代》自1950年创刊后,已成为辅导少年儿童学习的一个好朋友。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儿童时代》很长时间没有能够出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深入揭批‘四人帮’,精神大解放,各方面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只有在这时,《儿童时代》才作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小红花又和小读者们见面了。她诚心诚意地愿意和你们做朋友,帮助你们更好地学习,更健康地成长。”文章又谆谆教导少年儿童:要“发奋努力,学政治,学文化,树立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风气”,“努力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树立远大理想,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聪明才智。”(《儿童时代》1978年第1期;《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44—545页。)
4月3日  致函中山纪念中学,鼓励该校师生“按党的教育方针,加速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南方日报》1981年5月30日)
4月4日  致函罗森夫妇,谈及自己与他人近况。
函谓:“马海德终于回家了”,并计划与夫人“一起经巴黎去美国访问两个月”。并谓:“目前街上有许多外国人。一批批代表团还要接着到来。小有吉幸治和他的母亲有吉夫人不久将从广州到达这里。”二次大战时期曾常驻延安的“迪克西代表团”[12],“应邀与他们的夫人一起访华,几天之内他们就要到了”。告知:“最近的一些会议使我感到非常疲倦,我甚至还参加了一些晚上的讨论会。所以我怕我不能见到他们,虽然我在重庆认识他们所有的人,当时他们有好东西都与我分享。”并告以“我一只眼睛上长了麦粒肿,眼睛老是流泪。”(《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79—780页。)
4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4月7日  致函高醇芳,告以近况。
函谓:“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另外两罐芥末酱刚才也送到了,今晚我们将品尝一番。”告知:“很多美国朋友不断抵达北京。昨天,迪克西代表团到了。”并谓:“上个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有4000名代表[13]出席。我参加了所有会议,甚至还参加了两次在晚间举行的讨论会。所以我觉得筋疲力尽了。走廊很长,走起来很累,所以,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但我坚决不坐,让一个年轻姑娘詹尼特(我的‘被保护人’)用她有力的手臂支撑着我。”(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代管信件译文;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80—581页)
4月12日  复函仁木富美子。
函谓:“4月3日信与寄来的彩色照片均收到。感谢您信中表达对我的关心。”指出:“从未听说科学院出版我的经历等。我也从未给英、美等国的‘名人录’任何材料,因此‘名人录’里的某些资料是错误的,不可引用。”并谓:“关于我的自传,由于目前非常忙,忙于重要工作,没有时间写它。”(《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81页。)
△  向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经亨颐[14]骨灰安葬仪式献花圈。(《廖承志文集》下卷,第517—51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珏记事本》,未刊。)
4月13日  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京常委委员座谈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4月13日至14日召开在京常务委员座谈会。会议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关于科学技术方面情况的介绍,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人民日报》1978年4月15日)
4月17日  致函杨孟东,告以自己及朋友的近况并谈中国福利会情况。
函中感谢杨送的Lubridema擦身油,又谓:“你的朋友比尔·格莱和他的妻子黛安最近写信来说,他们看了你在中国旅行时拍的那些照片,非常着迷,急不可耐地要在5月份就来中国访问,并且希望来拜访我。”谈到马海德时谓,他住了5个月的医院,现已回家,他希望与夫人一起经巴黎去纽约旅行。“我们的政府一定会派一位第一流的医生陪伴他作这次途程相当长的旅行。你也许记得,当埃德加·斯诺得癌症后,沙格[15]就由我们的政府派到瑞士去照看他。”并告以斯诺的妻子洛易斯·斯诺正在北京,“计划拍一部关于埃德在华生活的影片。”又谓:“因为有许多外国代表团在中国访问,其中有一些是我必须会见的,因为他们都是曾在华工作的老朋友。”信函还谈到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时会很忙。“我们有一个少年宫,一个儿童剧院,一个为工人办的妇幼保健院,是用我的斯大林和平奖金创办的,一个规模很大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所以你不难想象将会有多么盛大的庆祝活动!我们还出版一种儿童刊物,名为《儿童时代》,我将送一本给吉米[16],她会喜欢读它的中文内容的。”另谓:“‘四人帮’用尽一切手段想要摧毁我们的事业,但是我们想方设法维持了下来——除了为儿童和家长们所喜爱的《儿童时代》,但它现在也复刊了。”(《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82—783页。)
4月22日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北京寓所放映电影招待身边医护人员。(《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4月27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西德女客人秋迪·罗森堡,会见时路易·艾黎、爱泼斯坦、邱茉莉等出席作陪。(《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4日  前往北京火车站,欢送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出访朝鲜。(《人民日报》1978年5月5日)
△  复函廖梦醒,告以自己与朋友的近况。
函谓:“接读你的来信和徐迟同志的报告[17],使我十分欣慰。……从报告中我还学到了‘细节’在写作中的重要性。要是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足够年轻的话,我都想去上这样的课,以提高我的写作水平。”并谓:“今年是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我本打算带你去上海参加庆祝活动。但是现在我发现不能离开北京,因为我必须会见一些来访的外宾。不过届时在京的一些中福会的老人如有聚会的话,我希望你能参加。”告以:“我眼皮上的麦粒肿越长越大,给我带来了麻烦。我的皮肤病使我夜不成寐。路易……也遭受着同样的病痛。马海德……现在很瘦。……我担心他的病远没有好,真是使人伤心!”(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82—583页。)
5月6日  向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张志让[18]追悼会献花圈。(《人民日报》1978年5月7日)
5月7日  齐燕铭前来北京寓所汇报中国福利会工作,并午餐。(《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 致函廖梦醒,谓:“我很遗憾地告诉你,由于某些公务所羁,我不能去上海参加中国福利会的40周年庆祝大会。”(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84页。)
5月12日  齐燕铭再次前来寓所汇报中国福利会工作。(《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17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迪克西使团”的成员及家属,共叙往事,并与客人们合影留念。(《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19日  致函杨孟东,告以近况。
函谓:我已经见过海伦·凯勒,“她看起来很可爱而且是那种很能干的人。希望你们很快结合,因为人生是短暂的”。函中十分感激他所送的Lubridema和Sandoettes擦身油。因为“这些天我忙得出奇,荨麻疹每天都发作,只有这些‘救命者’才能缓解搔痒之苦。”告知:“我是17日晚上请海伦来的——在迪克的代表团的老团员来参加自助餐聚会之前1小时,谢伟思和他的夫人与他们一同前来。”“那个晚上过得很愉快,但相当累,因为在过去一周里我接待这些来自外国的客人忙得实在可以。”并谓:由于各种事务,“我将不能回上海去参加中国福利会40周年活动,不过我会从电视上看到报道,以后还会看到完整的记录片”。(《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84—785页。)
5月22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陆懋德,会见时路易·艾黎等出席作陪。(《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23日  致函仁木富美子,感谢她寄送的饼干、圆珠笔,并对自己早年的经历作了说明。
函谓:“您所得到的关于我生平的记事,来源有不确实的部分。《西行漫记》的作家埃德加·斯诺叙述了正确的事实。”指出:和孙中山是在1915年10月25日,而不是1912年。“1912年我还在美国读书;因此,并未参加第一次的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紧密联系的是我父亲。我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在1912年参加了革命,帮助孙先生从事财务工作和负责英文信件的答复等等。”函中还对自己在美国的留学经历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在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前,先到“新泽西州萨米特一个私人开设的学校”学了两年法文和拉丁文。“这两种外语是大学入学考试必须应考的。……在填写入学申请书时,把年龄一项填大一些。”“我毕业的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是在美国佐治亚州的梅肯,而不是如您所得到的报道在康涅狄格。我父亲是在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受教育。他在美国南方有好朋友可以照顾我;因此,让我到南方受教育。”(《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86—787页。)
5月23日—24日  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5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关于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产生程序的决定》。(《人民日报》1978年5月25日)
5月25日  致函爱泼斯坦,感谢他“为我准备了那篇中国福利会40周年纪念的讲话,它写得非常精彩、全面。”谓:“当我读这篇讲话稿的时候,往事如潮,涌上心头。我的心回到了我们在广州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时你是合众社派出的记者,专门报道中国事务。我为你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深深感动。当你同意我的请求到香港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时,我是多么高兴。你作了真诚的、竭尽一切的努力,你的大笔为我们赢得了对我们的工作以及对人民事业的援助和理解。”“从那以后,许多外国朋友来来去去,为我们工作过,但是你,亲爱的艾培,是始终被充分信任的。我记得你第一次提出要到国外去,周总理来看我,告诉我你申请去美国。他相信你对我们的事业的忠诚,在外面也会一如既往。你的忠诚是任何时候都没有被怀疑过的,而有些外国人则不完全如此。”告以“我不去上海参加中国福利会40周年纪念活动了。中国福利会总部的人事会有一些变动。……全国政协秘书长齐燕铭将以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的身份去参加庆祝活动。电视台将摄制一个特别节目,《中国画报》将报道这次活动。因为中国福利会是一个居领导地位的人民团体,中央政府在几周前专门开会讨论了我们的工作。北京和上海的妇联将在新机构中得到充分的代表权,这样必将大大加强我们的总部。”并谓:“我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额外的工作是接见海外华人。上周我还同‘迪克西代表团’成员们握了手,他们当时都曾在重庆呆过,还是年轻小伙子,现在都成了白发苍苍或者秃顶的父亲或老爷爷了。谢伟斯同他的夫人来了,他们很快要去西藏!”(《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88—789页。)
5月26日  致函周而复,对周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之职,表示“非常高兴”。感谢他赠送重版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谓:“工作之余,当细阅”。并感谢他对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的祝贺。(《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90页。)
5月27日  晚,在北京寓所放映《音乐之声》、《鸳梦冲温》等影片,柯如思、米勒、中村京子等前来观看。(《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5月28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蔡慕莲,共叙友情。(《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6月1日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发表题为《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身上》一文,向小朋友及儿童保育工作者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
文章谓:“在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今天,祖国的少年儿童正象6月的花木一样,更加蓬蓬勃勃地成长着。”又谓:“我是上一个世纪出生的人,透过几十年的历史风雨,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儿童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命运。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无数穷苦家庭的孩子们,或是流浪街头,挨户乞讨,或是同他们的父兄一样,给地主资本家做牛做马,……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中国儿童才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可是正当五星红旗下出生的新一代,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的时刻,林彪、‘四人帮’向他们伸出魔爪,毒害他们,摧残他们。”指出:“今天,我们的祖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本世纪末,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革命火炬,留下的未完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将由我们的青年同志和少年儿童们,同自己的父兄一起,接过来,传下去,并且让这革命的火炬,照亮通往2000年的新的征途,照亮通往共产主义的前程。”并指出:“少年儿童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广大的保育工作者肩负着光荣的责任。……儿童教育工作者更应当通过自己的劳动,培养少年儿童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情操,使他们从小就养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风尚。”“培养新一代,家长的责任十分重大。家长是孩子们的第一个老师。”总之,“培育新一代是全体人民的重大责任,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互相配合才能做好。”并满怀希望地指出:“让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做好这个工作。让新一代在新的长征的伟大进军中,带着我们几代人的希望,奋勇前进,一直走到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时代!”(《人民日报》1978年6月1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48—551页。)
6月2日  晚,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美籍华裔歌唱家斯义桂、李惠芳夫妇。(《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6月5日  致函杨孟东,希望他注意自己的健康,告以近况并谈中国福利会等情况。
函谓:“你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不让感情支配一切而是用理智来处理重要的事情。不管怎样,你该好好注意自己的健康,还不要随便吃东西。……你有没有收到我那封介绍新药Tagement(Cimetidine)的信?这种药治好了这里的许多外国专家。试试看吧!”告知:“这些天来我为接待外国客人而忙得不可开交,其中有些人在麦卡锡时代的表现有点像兔子——没有一点骨气。但现在他们是社会‘柱石’,所以必须要见!然后我得参加这里的中国福利会40周年纪念活动,……40年是一个长时期,如果往前看,那么这又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时间——现在它一闪而过,包括一些回环曲折。现在的事情是要继续往前走——不管怎么样,直到2000年,在未来的巨大步伐中往前走!”函中还十分气愤地控诉江青之流的无耻行径,谓:“我的所有外国衣裳都给我表弟的5个女儿了。在那个无耻到极点的婊子江青所炮制的‘文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小兵’赶出家门,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91—792页。)
△  复函廖梦醒,邀请她前来聚会并告以近况。
函谓:“由于我腿痛,加之荨麻疹引起浑身刺痒和失眠,以致乔[19]来访时失之交臂。……但我确实收到了杨先生[20]托他特地转交的药。杨先生的父亲是孙博士在檀香山时的一位朋友。我在重庆和上海时都见过他。他与一位上海小姐结婚,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谓:“我想在19日邀请你和《中国建设》的干部来我这里共进晚餐,那将是一个盛大的老朋友的聚会[21]。”又谓:“当我读到我们的同胞在受苦受难的材料时,我的热血都要沸腾了。”(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85—586页。)
6月13日  中国福利会在成立40周年前夕,调整了执行委员会。
新的执行委员会由宋庆龄、彭冲、康克清、齐燕铭、周巍峙、钱信忠、王一平、车文仪、巴金、吴耀宗、刘良模、汪明章、沈粹缜、李太成、刘芳、何秋澄张甦平等组成。宋庆龄继续任主席,沈粹缜任秘书长。朱可常、陈维博、吴之恒任副秘书长。(《中国福利会志》第40页)
6月14日  在北京寓所举行小型招待会并晚宴,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康克清、罗叔章、周而复、廖梦醒、赵朴初和《中国建设》杂志社的爱泼斯坦等共数十人应邀参加。(《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93页;《中国福利会五十年》第228页。)
△  委托齐燕铭到上海主持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
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在上海展览馆举行,齐燕铭、康克清在会上致贺词,彭冲发表讲话。为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华国锋题词祝贺:“庆祝中国福利会四十周年纪念。”赵朴初作诗一首:《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志庆——并呈宋庆龄先生》。中国福利会编印出版了《中国福利会四十年》[22]纪念集。晚上,在中国福利会在少年宫举行了盛大的游园晚会。(《人民日报》1978年6月15日)
△  担任郭沫若[23]治丧委员会委员。6月17日与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一起前往北京医院向郭沫若遗体告别,并于18日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郭沫若追悼会献花圈。(《人民日报》1978年6月15、18、19日。)
△  致函沈粹缜,谓:“感谢你为了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送给我地球仪一座、《韬奋文集》一套。”(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87页。)
6月17日  晚,在北京寓所放映《六宫粉黛》、《佐罗》等5部影片。(《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6月19日  致函廖梦醒,谓:“多谢你在我们40周年之际送来精致的蛋糕!我希望你身体健康,不至于因长途旅行而劳累过度。”(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88页。)
6月20日  致函沈粹缜,感谢她赠送的地球仪并告中国福利会40周年庆祝活动情况。
函谓:地球仪“转赠给中国建设社同志,以提醒他们对世界各国报道时的重要性,报道我们现在向四个现代化进行一次新的长征,而全世界正在注视我们的历史性的目标”。并谓:“6月14日晚中国建设社同志和一些其他客人在我家晚餐,很成功地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没有你在,觉得缺少什么似的;但是,知道你在上海为这一庆祝也出了力,非常高兴。”(《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93页。)
6月26日  致函康克清,对她专程到上海参加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表示感谢。
函谓:“承您远道去上海参加中国福利会40周年庆祝大会并讲话。您的讲话激动人心,鼓舞了中国福利会同志们继续前进。”并谓:“中国福利会各事业单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才有今天的发展。我仅仅创办了它们,出过力,微不足道的。”函中还感谢康克清为《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的身上》一文成稿所作的帮助。感谢她送的糖果,并回赠山西红枣。谓:“在炎热的日子里,用红枣和绿豆煮粥,味清香,可以消暑。”(《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94页。)
6月30日  致函廖梦醒,谈家常。
函谓:“我知道你非常喜欢吃芒果,所以我把别人送我的一半分给你。”并谓:“真是没有想到,所有麻烦的事情都要承志处理!与日本的谈判已经够难的了,现在又要处理头痛的越南问题。”嘱咐:“请你务必保重自己的身体,弯腰时不要弯得太低。”告知:“我不能弯腰,也弯不下去,因为我的两膝有关节炎。我眼睑上的那颗麦粒肿妨碍我自在地看书,大夫又不敢把它切除。”(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89—590页。)
6月  为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编印的《中国福利会四十年》纪念集题写书名。
△  为纪念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在《中国建设》上发表题为《为人民服务四十年》一文。
文章回顾了中国福利会的历史、任务和发展过程。谓:“中国福利会一直肩负着双重任务:首先,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与进步的斗争中帮助解决某些急需;其次,向世界各国朋友阐明中国人民斗争的意义和目标。我们的组织一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总是以毛泽东主席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广泛团结国内外朋友。几十年来,它的工作一直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支持和亲切关怀。”指出:“中国福利会的历史,按不同的历史情况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不久,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时开始,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于日本时为止。”“从国际上来说,这是反法西斯力量聚集和重新组合的时期。……我们当时的任务是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解放区人民。”“从物质方面,我们为解放区募集医药费及其他必需品。我们想方设法宣传和支援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柯棣华大夫先后主持的国际和平医院。……我们还支援了延安的一些单位: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以及边区保育院和托儿所。……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帮助解放区的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一些单位,使它们在经济上能维持下去。”“我们之所以把‘保盟’设立在香港,是因为当时要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区开展这些工作是极端困难的。国民党反动派口头上赞成民族抗战事业,但实际上却在进行阻挠和破坏。虽然在香港也有一些障碍,但至少我们还能在那里为解放区收集战时救济物品,进行通讯和出版工作。为了帮助许多国家和外国朋友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我们用英文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为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需要,我们还帮助创办了爱国的中文日报《华商报》。”
“1942至1945年是第二个时期,我们在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开展工作。我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经常不断的干扰下坚持工作。我们竟然连房子都没有,我自己的客厅成了唯一的安全的办公地点和开会场所。我们与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的联系都必须加以伪装。他们对英勇抗日的游击队进行捐献。但这些游击队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之下,不仅不让他们得到打击侵略者所需要的子弹,而且连医治伤员用的药品也不准给他们。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通过各种途径收到了一些捐款和物资并把它们送到解放区。1944年,我们设法送去了一台X光机,这是当时总人口已达九千万的解放区的第一台和仅有的一台!在国际宣传方面,我们虽然不能够在重庆印刷和邮递,但还是编写了许多声明和报告,由国外的进步援华团体出版。”
“在日本侵略者战败以后,我们迁到上海,从1945年12月起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始了第三个时期。当时我们致力的一方面工作,是要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在我们和新建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的合作中,我们反对两种危害人民的倾向,其一是反对一些外国机构打算用直接发放救济品作为渗透、控制的手段,其二是反对盗窃成风的国民党反动派‘救济’机构垄断款项和物资的企图。这个斗争是总的斗争的一部分,斗争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我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果实和荣誉不被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法西斯分子所篡夺。各国人民对中国的援助理所当然应归中国人民所有。解放区和国民党反动派不一样,从来不乞求也不依赖外界援助,他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成长证实了这一点。这医院长期以来得到保卫中国同盟的支持。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外界对这所医院的援助,偶尔只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援助。起初的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后来却变成了分布在八个解放区的8所医院,42个地方医院,总共11800个床位。此外还有培养人才的白求恩医学院。”“中国福利基金会集中了一些具有民主思想和正义感的中外友人的力量,把人民的援助送到上述的人民医院,并且象过去一样,送到边区保育院、洛杉机托儿所、解放区各工业合作社以及另一些新举办的事业,如各解放区的制药厂、农业畜牧试验农场等。”“中福利基金会也在上海为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开展了一些别的文化福利活动。它向国民党的剥削、腐败造成的饥饿、疾病和愚昧进行斗争。办起了妇幼保健室,为那些无力上学的儿童举办识字班,培训小学生当他们的‘小先生’。还办了个儿童剧团,在那里孩子们既是演员又当学员。设置了一个专门基金,来帮助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的贫病作家、艺术家,使他们能从事创作而免除挨饿,从而也就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文化专制。”
“1949年迎来了解放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几亿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这一历史性的胜利也使我们的组织有所变化,开始了第四个时期。我们不再是个募集和分发捐赠款物的‘基金会’了。现在我们的工作和预算都纳入了国家的计划。”“我们总结了1938年以来的工作,作出了今后的安排。……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协助开展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方面的实验性工作,同时考虑到我们过去搞过国际宣传,也要求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并且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争取达到高标准。1950年年中,我们在明确这些任务的基础上,改名为中国福利会。”“自此以后,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上海了。我们的保健室发展成为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其他的事业单位也分别成为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和儿童剧团。”“1950年,我们创办了以五、六年级小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儿童时代》杂志,培养他们的共产主义道德,丰富他们的知识。1952年,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它向国外读者报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情况。”“我们的妇幼保健院从开始时的50个床位,已扩充到300个床位。……它还举办了农村‘赤脚医生’的定期训练班和妇产科医生的进修班,进行技术指导工作。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国际主义援助方面,它曾派出人员参加医疗队到国外工作。近年来,每年有数百名国外来访者、医生、学者和医学科学家等等来该院参观访问。”“少年宫每年有数十万少年儿童前来参加各项活动。……千万个儿童在这里参加了科技、文学、艺术、音乐、绘画、雕塑和体育等小组活动,从小受到良好的训练,经常举行儿童文艺演出和少年科技作品展览。”“儿童剧团在1957年扩建为儿童艺术剧院,培训了一批专门演出儿童剧的演员、剧作家和舞台美术工作者,并积累了一批保留剧目。”“托儿所和幼儿园培育了健康、活泼的儿童。……保教人员经常总结和改进幼儿教育、学前教育的工作方法,取得经验并加以推广。”“《儿童时代》从1950年创刊到1966,共出版了389期,它深受广大读者和儿童工作者的欢迎。”“《中国建设》目前不仅有英文版,还有法、西、俄和阿拉伯文版,今年起还出了德文版。”
最后表示:“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一个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的长征开始了。在这个新的长征队伍中,中国福利会决心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好,象以往40年一样,为人民服务,并且通过《中国建设》,把中国社会主义进步的事实告诉全世界的朋友们。”(《中国建设》1978年第6期;《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52—560页。)
△  应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之请,题写校名并附函鼓励。
函谓:“你校重新定为广东省重点中学,是一件喜事。你们一定要为此更加干劲十足,提高教学质量,把学校办好,为四个现代化作出努力。”(《宋庆龄题词选》第93页;《宋庆龄辞典》第83页;冯满开:《宋庆龄关怀中山纪念中学》,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9年第2期。)
夏  致函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全体教职员工,表扬他们为幼儿锻炼身体创造条件,自己动手修造游泳池。希望他们“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使儿童从小懂得精简节约,创造条件,锻炼自己。”(《中国福利会五十年》第229页)
7月3日  致函廖梦醒,谓:“我很高兴你14日晚上在我这里过得很愉快。”“有人从巴基斯坦送来一些芒果,所以我送给你和罗大姐一些,因为你们两人都很喜欢吃。”并告知:“我眼睑上的那颗麦粒肿好多了。”(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91—592页。)
7月28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美国夏威夷伊奥兰尼学校[24]访华团团长李有生、副团长伍福叠和部分团员。
会见时,李有生团长代表伊奥兰尼学校和访华团向宋庆龄亲切致意,并谓:“孙中山先生青少年时代曾在伊奥兰尼学校学习,这是我们学校的荣誉,我们十分珍惜这一历史。”宋庆龄对访华团前来我国参观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并同这些来自孙中山母校的美国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负责人万复等参加了会见。(《人民日报》1978年7月29日)
△  晚,在北京寓所会见美籍华人韩湘眉[25]女士。(《张珏记事本》,未刊。)
7月31日  《中国妇女》杂志社为在第3期上刊登宋庆龄照片,前来北京寓所拍照。(《张珏记事本》,未刊。)
8月5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林国才、唐明照、张希先等。(《张珏记事本》,未刊。)
8月8日  担任罗瑞卿[26]治丧委员会委员,并于8月12日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罗瑞卿追悼会献花圈。(《人民日报》1978年8月9、13日。)
△  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在北京签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
8月11日  《中国妇女》杂志社谷德滨前来北京寓所送审所摄照片。(《张珏记事本》,未刊。)
8月12日  向在上海市革命公墓举行的金仲华[27]骨灰安放仪式献花圈。(《人民日报》1987年8月19日)
8月16日—18日  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于8月16日、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经济技术合作的长期协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役条例》,并通过国务院提议的任免名单。(《人民日报》1987年8月17、19日。)
8月21日  致函陈志昆、黄寿珍夫妇,感谢他们的礼物,希望尽快见到他们,并告以近况。
函谓:“你的礼物我收到了。感谢你们的慷慨及对我的关心。我渴望早日见到你们及你们的女儿燕。”告知:最近很忙,“要开会,接见代表团以及国外的来访者。……不断有人请求我写文章、题词。我不擅长书法,特别是我那受伤的右手腕还不跟我合作。……荨麻疹弄得我晚上失眠”。“虽然有一位秘书为我处理大量的信件,但有些信件我必须亲自阅,指示回信。”表示:“我一定要见你们这些亲爱的人。我不知能否见到阿英[28]和她的孩子,因为不知明年夏天我会在什么地方,也许隐退到一座山里去休息了。”(《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95—796页。)
△  致函廖梦醒,对她生病表示慰问并告以自己及他人近况。
函谓:“听说你身体不好,每星期得去医院处理喉头的脓液,我听了感到心痛。如果我自己不是那么东倒西歪,我应该去看看你。但是生活总是不象我们所盼望的那样风平浪静。我不时需要会见外国客人,还得题词,这是我很不习惯做的事,又要为数十个我从来不认识的人口授回信,这都使我不得安宁。此外我还得与荨麻疹或者叫皮炎作斗争,它使我浑身上下都刺痒,甚至晚上也是如此,使我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当一个人为疾病所折磨时,活得太长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告知:开会时遇见了廖承志,“他比以前瘦多了,但看上去很结实,比从前健康了。”又谓:“陈志昆和黄寿珍回来以后,我还没有见过他们。希望把他们请来,你也来,一起吃顿饭。”并谓:“我在会上见到了罗大姐。能见到她和康大姐总是令人高兴的。他们的真诚感动着我的心。除了亲爱的你以外,她们俩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人。”(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93—594页。)
8月27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杨孟东、米勒、中村夫妇、杨慧芳等。(《张珏记事本》,未刊。)
8月29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肖惠芳和化装师及《大江东去》剧组的演员。
肖惠芳在《大江东去》一剧中扮演宋庆龄。会见中,宋庆龄对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并介绍自己言谈、举止的特点。特别让化装师看看并摸摸自己的发髻。对肖惠芳说:“你不要给我烫发,我一辈子都不喜欢烫发。”(肖惠芳:《在宋庆龄同志家中》,载《八小时之外》1983年第5期。)
8月  为《杨清山按摩经验集》题词:“按摩疗法是祖国的医学遗产,应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宋庆龄题词选集》第97页)
△  中共上饶地委来函,询问有关宋庆龄为方志敏转送信件等问题。(张珏:《“老人年”回忆宋庆龄》,载《红旗飘飘》第27期。)
△  复函中共上饶地委,谓:“从未给方烈士[29]写过信,但知道他是一位很优秀的党员,必须设法营救,他通过间接途径请给党转信两次,都是通过秘密联络为他转信。去苏州探监,给陈赓秘密捎信,可能看到方。特务头子张某在场(忘其名,记得他和二陈很接近。)佯和陈说话之际,投给他一纸条,陈马上用脚踩上。方最后给党的信,是由人转来再给党的。”(张珏:《“老人年”回忆宋庆龄》,载《红旗飘飘》第27期。)
9月4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杨孟东、杨慧芳、邓广殷等。(《张珏记事本》,未刊。)
9月12日  复函表弟倪吉士,告以近况并谈亲属情况。
函谓:“你友好的来信给了我有关家庭的信息,”又谓:“过去的两个月里,我负担了过度的工作和接待了许多来访者。”告知:“我从凯瑟琳[30]的一位邻居那里听到,恩美在纽约非常忙,已参观了所有出名的地方。她的母亲和莉莉[31]见到她非常高兴,凯瑟琳可能会同恩美一起回中国探望亲友。……我想你的弟弟吉明[32]应该设法和他们一起回来,也来探望你和吉文[33]。许多华侨来北京参观访问,因此有很多人要求我会见他们。”并谓:“我还需要参加各种会议和准备各种文章,所以我希望这些日常事务快点结束,这样我才能安静下来并在我自己家中休息。”(《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97—798页。)
9月17日  下午,出席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式,并致词。
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于9月9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宋庆龄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通过康克清所作《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崇高任务》的工作报告;通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新的章程。会议选举了全国妇联新的领导机构,选举宋庆龄、蔡畅、邓颖超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康克清为主席。
是日宋庆龄出席大会闭幕式并致词。闭幕词谓:“这次大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空前盛会。……代表们激动的发言,表现了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滔天罪行的无比仇恨,表现了进行新长征的高度热情。许多女英雄、女模范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事迹,激励着所有参加大会的姐妹们,为把祖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斗争。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妇女是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她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是值得钦佩和歌颂的。”指出:“精心培育儿童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是新时期妇女的又一崇高职责。……首先,按照自然规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总是要离开我们的,而他们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今后由谁来继承?从长远来看,这副担子就不能不落到下一代人的肩上。到21世纪,今天的中年人也成了老年,而今天的儿童却是风华正茂,成为把我们国家推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生力军。其次,近年来,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广大儿童(包括青少年)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因此,培养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教育下一代,就成为今后的重要课题。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去培育他们,培育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爱憎分明,在生产斗争中热爱劳动,在科学实验中勤奋学习。而培育下一代,是每一个妇女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妇女和儿童是分不开的,母亲和孩子是血肉相连的。我热切地期望我们的妇女工作者、女教育工作者、女保育工作者、女科学家、女文学艺术家们,都能自觉地把培育下一代这一重担担当起来。”又谓:“我们正处在20世纪的后期,也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我们要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就一定要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不断提高文化的素养。此外,讲究卫生,关心人民的健康,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任何时候都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与世界上亿万妇女“团结起来,结成国际妇女统一战线,为共同的目标奋斗”。最后充满激情地表示:“今天我在大会上看到,老一辈的姐妹们精神焕发,年轻的一代朝气蓬勃,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自己也仿佛恢复了青春。我决心同大家一道,为把我们国家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我们大会指定的新时期中国妇女的新任务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人民日报》1978年9月10、18日;《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61—564页。)
9月21日  下午,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一起,接见参加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民日报》1978年9月22日)
9月23日  指示《中国建设》杂志社:“可以刊登一条我对于妇女的观点。在翻译阿拉伯的谚语时可引用我的英文原文:教育一个男人,只是教育了一个人;但是,当你教育了一个妇女,就教育了全家。”[34](《张珏记事本》,未刊。)
9月29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柯弗兰、米勒、韩丁、爱泼斯坦、邱茉莉、邱茉莉的妹妹等人。(《张珏记事本》,未刊。)
9月  为四川仪陇县朱德纪念馆题词:“永远怀念朱德委员长。”“朱德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是毛主席的好助手。”(《宋庆龄题词选》第99页)
10月3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海伦·斯诺等,廖梦醒陪同。(《张珏记事本》,未刊。)
10月9日  致函王安娜,谓:“谢谢你的来信,给我带来了你决定不久访华的好消息。路易·艾黎从北戴河回来了。”告知:“佩格·斯诺[35]带着3名年轻的技术人员来北京,要把她从前在中国的旅行拍成电影。……关于她在1931年至1940年在中国生活的记录片一旦放映,会引起什么样的轰动,是不难想象的。”并谓:“这里一年四季都有成群的外国人来访,生活很有意思。比起你在这里的时候变化巨大。真的,甚至连服饰和发式也变了。妇女们对巴黎人皮尔·卡丹的即将来访特别感兴趣。……可是,我对‘毛式服装’很满意,因为年龄在增长。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姑娘们打扮得更得体,不要清一色的都是长裤和衬衫。”(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95—596页。)
10月11日  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2日)
△  发表题为《让百花园中少儿读物如梅花盛放》祝词,贺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
祝词谓: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又谓:“长期以来,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肆虐下,少年儿童读物的作者、出版编辑人员有许多‘不敢’,至今不少同志尚是心有余悸。我想,这是同志们畅所欲言的时候,是你们发挥智慧、才干的时候,为繁荣儿童读物迅速努力的时候。预祝你们通过座谈,迅速行动,让百花园中的少儿读物开得如梅花开放。”(《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8日;《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65—566页。)
10月16日  下午,出席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日报》1978年10月17日)
10月23日 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梅屋庄吉之女国方千势子[36]和其丈夫国方春男。
国方夫妇是应中日友好协会邀请于10月22日从日本来到北京的。次日由日籍华人鲁朝臣[37]陪同前来拜访。当时宋庆龄见到步入大厅的千势子时,她迎上去热烈拥抱千势子。千势子印象中的宋庆龄是20多岁的新娘形象,望着眼前的宋庆龄,虽然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但觉得当年风采仍在。这次重逢,他们交谈了很久。宋庆龄回忆起60余年前与孙中山在梅屋住宅与梅屋庄吉纵论天下大事、策划讨袁的情景,及在梅屋夫妇的帮助下,与孙中山举行婚礼的往事,梅屋夫妇诚挚的面容不断在眼前闪过。宋庆龄十分动情地说:“您的父母是我非常缅怀的人,是绝不能忘怀的重要人。”当了解到千势子第二天将去参观万里长城时,又说,那里风大,请你拿去我的风衣。最后宋庆龄与国方夫妇合影留念,依依惜别。此后,宋庆龄与国方千势子之间的信件往来不断。(《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第143页)
10月27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美籍华人钟玉心[38]。(《张珏记事本》,未刊。)
10月31日  向在上海市革命公墓举行的黄赤波[39]追悼会献花圈。(《解放日报》1978年11月1日)
11月2日  参加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齐燕铭[40]追悼会并献花圈。(《人民日报》1978年11月3日)
11月10日  复函柳无非[41],谓:“陈麟瑞[42]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不幸逝世。我一直为他很伤心!”“现在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为他平反,恢复名誉,这是正确的。”“希望节哀止悲,注意健康。”并谓:“近来感冒高烧,不能参加骨灰安放仪式,很遗憾。日后身体好些,希望看到你。”(《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799页。)
11月11日  孙中山诞辰112周年之际,中山大学恢复开放设在校园内的孙中山纪念馆。装饰一新的纪念馆门口挂着宋庆龄亲笔题匾:“孙中山纪念馆”,馆内前厅竖立一座孙中山的铜制胸像,张挂着毛泽东写的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馆内的陈列反映了孙中山毕生革命的业迹,其中有照片、文字和孙中山的手迹、遗物等。(《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6日)
△  在北京寓所收到邓颖超、罗叔章、廖梦醒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12周年赠送的玫瑰花花篮。(《张珏记事本》,未刊。)
11月12日  致函廖梦醒,感谢她赠送玫瑰花并告以近况。
函谓:“你总是那么友善,记住那些对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你那美丽的玫瑰花激起我回想往事的心潮。虽然时光消逝已久,你却从来没有忘却!”告知:“我刚从11月6日半夜的高烧中恢复过来,当时烧到39.3℃。……经过6天治疗,烧已退了,真要感谢他们尽心的服务。”并谓:“由我监护的两个孩子永清和永洁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虽然她们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度过同样的童年,上同样的学校。我想周围环境对她们影响很大。”(原件复印件,北京宋庆龄基金会藏;《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597页。)
11月25日  下午,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肖成大夫妇、陈志昆夫妇、陈宣远夫妇及女儿。(《张珏记事本》,未刊。)
△  致函索尔兹伯里,感谢他寄送白修德的自传一书,谓:“寄到后一定会很乐意去读,因为我同他在重庆时是很熟的。”并谓:“我期待着在我国30周年时见到你和你的夫人。”(《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800页。)
11月  接受美国夏威夷伊奥兰尼学校为纪念孙中山而赠送的一面三角旗。后即转赠广东中山纪念中学,建议由学校图书馆保存。并特地转告,这类三角旗在国外是钉在墙上的。(冯满开:《宋庆龄关怀中山纪念中学》,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9年第2期。)
12月2日  向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杨奇清[43]追悼会献花圈。(《人民日报》1978年12月3日)
12月5日  复函马海德,要他多多注意身体并告近况。
函谓:“你真好,不顾肚子疼痛,还给我写信,……我想恐怕是筋疲力尽的长途旅行导致了你的病痛。请多多注意你的身体健康。”告知:“我感觉很不好,不能参加路易的生日庆祝。……在此同时我又不得不接见一些各国的来访者,感到十分疲倦。”并谓:“我们听说了你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十分令人高兴的,朋友寄给我你的照片,你看上去是多么精神和年轻。务必坚持治疗!不能再一次让我们为你的健康而紧张不安了。”(《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801—802页。)
12月7日  下午,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1978年12月8日)
12月9日  复函国方千势子,谓:“接到12月1日来信和在我餐厅里的合影两张,感到非常高兴!”“你们的访问,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即对梅屋庄吉先生和夫人与孙中山先生和我之间的友情的回忆。时间和形势永能抹掉这宝贵的友谊,什么也不能抹掉它的。”(《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803页。)
△  给国方夫妇寄新年贺卡。并在贺年卡上题词:“我们所共有的快乐回忆乃是一种特殊的纽带,它随着岁月的日驰而使我们在思想上和心底里保持密切接近。”(《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第144页)
12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公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  就中美建交,通过新华社发表贺词:“中美外交关系的重建是世界和平的切实保证,因此受到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欢迎。”(《张珏记事本》,未刊。)
12月17日  就中美两国建交,打电话给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会[44],谓:“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最可靠的保证,得到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欢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8日)
△  致电美国朋友塞缪尔·罗森夫妇,贺中美建交。电文谓:“值此30年的共同努力成为现实的令人高兴的时刻,我谨向你们和美中友协致以热烈的祝贺。”(《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9日)
12月18日—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新中国大博览》第875页)
12月19日  嘱秘书致函原孙中山副官张猛,告知收到张猛夫人潘景睛抄写的赵朴初诗[45],并谓:“多谢,她的字很漂亮。”(张猛:《我的九十年》,载香港《晶报》1983年6—7月连载。)
12月20日  审阅由中国新闻社送来的所作《追念毛主席》一文打印稿和按语。审阅后签名。(《张珏记事本》,未刊。)
12月21日  晚,审阅由新华社送来的《追念毛主席》一文英文翻译稿。阅后批示:同意。请专家修改后即发出。(《张珏记事本》,未刊。)
12月27日  复函刘少奇的孩子们,感谢来信并祝新年快乐。
函谓:“高兴地看了你们12月24日来信。更加高兴的是知道你们工作的工作,进高校学习的学习,进修的进修,连小小也上了中学,都准备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出一份力量。”并谓:“从信中得知你们妈妈的近况并和你们团聚了。感谢她的问候。”(《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804页。)
12月30日  上午,乘专机由北京飞抵上海。(《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
12月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发表题为《追念毛主席》一文。
文章回顾国共谈判时期与毛泽东的交往,谓:“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文章还回忆起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得更为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又谓:“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原件,北京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宋庆龄题词选》第101页;《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41页。)
△  应国方千势子及其丈夫国方春男的要求题词:“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并致函国方夫妇,附赠礼品。
函谓:“您们要的留作纪念的字已经写好,现在送上。由于手痛写得不好,望原谅并请转告鲁朝臣先生。礼物赠您们留念。”(《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第145页)
△  给祝文光、祝文英[46]寄新年贺卡,亲笔写了信封,并附一份大月历。(《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3年第1期)
是年  为沈钧儒著作集《寥寥集》撰写序言。
函谓:“读《寥寥集》中收集的诗,使老一辈追忆往事,历历在目,使青年一代倍增对祖国、对革命的热爱。集中的史料正反映了沈老在世时从事革命的事迹,诗中字句正表达了沈老对祖国、对人民、对朋友、对子女的情感。沈叔羊同志作为沈老的后代,把诗集重版来纪念他的诞生和逝世,这是最好的纪念方式。”(沈叔羊编:《寥寥集》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  就有人来函询问年龄和生日的问题,批示:“我从不宣布我的年龄和生日。忘掉它,使一个人更好地工作!年龄对于人的活动有什么关系!”(张珏:《宋庆龄的文化生活》,载《文化娱乐》1987年9月号。)


[①]萨姆:对罗森夫人丈夫的昵称。
[②]阎宝航(1895—1968):辽宁省海城县人。“九·一八”事变后曾参加过东北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工作艰苦努力,成绩显著,对党、对人民、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民主运动中,同国民党反动派也进行了英勇斗争。东北解放后,曾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68年5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③]韦尔西·费希尔夫人应中国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于17日到达北京的。这位百岁老人年轻时曾是一位歌剧演员,后成为主教的妻子,先后在印度和中国担任女校校长。清末民初时在中国教书,亲眼看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体制。上世纪40年代,她在纽约进行讲演和募捐,通过耿丽淑主持的“中国福利呼吁会”,支持宋庆龄的事业。70年代,她又精力充沛地热心关注这个与旧中国迥然不同的新中国。
[④]侯春怀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因病于1978年1月23日逝世。
[⑤]《中国妇女》杂志创刊于1939年6月1日,是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本全国性的妇女刊物。毛泽东为创刊号写下了热情洋溢的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由于战争环境险恶、交通不畅和财政困难等原因,《中国妇女》杂志只出了22期,于1941年3月停刊。1949年7月20日,《中国妇女》杂志复刊。因新中国即将诞生,为了鲜明地区别于旧中国,所以定名为《新中国妇女》。1956年1月起,《新中国妇女》改名为《中国妇女》。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中国妇女》于1967年被迫停刊。1978年7月15日,《中国妇女》第二次复刊。
[⑥]这是1977年4月在巴黎首次举办的高醇芳国画展览会的请柬,印有一幅水墨山水画。
[⑦]郑育之在1933年9月担任宋庆龄主持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会场的保护和掩护工作,曾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运送会议所需面包等食物。
[⑧]邹尚录因忙于筹备纪念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的工作,劳累过度,于3月10日突发脑溢血,以致半身不遂,丧失语言能力。
[⑨]此处英文为一种擦身油的牌子。
[⑩]内部敌人:指“四人帮”。
[11]《儿童时代》杂志创刊于1950年4月,共出了389期,发行全国,深受广大少年儿童的欢迎。“四人帮”横行时,刊物被扼杀。1978年4月1日复刊。
[12]“迪克西代表团”应为“迪克西使团”。迪克西(Dixie),代表美国南部各州,源出1859年美国南北战争前夕一首歌颂南方的流行曲。“迪克西使团”是20世纪40年代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的代号。
[13]指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列席人大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等。
[14]经亨颐:国民党左派。经普椿的父亲。早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938年9月21日在上海病故,终年62岁。
[15]沙格,马海德的昵称。
[16]吉米:杨孟东的女儿。
[17]指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18]张志让系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因病于1978年4月26日在北京逝世。
[19]乔(Joe):约瑟夫·海德姆(Joseph Hatem)的昵称。马海德大夫的兄弟。
[20]杨先生:指杨孟东。
[21]后宋庆龄于6月14日晚在寓所举行小型招待会并晚宴,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
[22]《中国福利会四十年》纪念集,汇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历年来为中国福利会的题词,廖承志、康克清、齐燕铭、赵朴初、耿丽淑等为纪念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撰写的专稿,以及反映中国福利会所属单位的照片。
[23]郭沫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因病于1978年6月12日逝世。
[24]伊奥兰尼学校:孙中山少年时代在夏威夷求学时就读过的学校。
[25]韩湘眉:又名罗莎琳德·张(Rosalind Chang),张歆海之妻。宋庆龄父亲本姓韩,湘眉与庆龄同宗,关系亲密。
[26]罗瑞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因病于1978年8月3日逝世。
[27]在“四人帮”被打倒后,遭受“四人帮”迫害含冤而逝的金仲华得到昭雪。
[28]指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英。
[29]方烈士:即方志敏烈士。
[30]凯瑟琳(Catherine):宋庆龄的表哥牛惠霖和凯瑟琳的女儿。
[31]莉莉(Lily):即牛恩德,牛恩美的妹妹。在美国定居。
[32]吉明:即倪吉明,倪吉士的弟弟。在美国定居。
[33]吉文:即倪吉文,倪吉士的弟弟。
[34]这则阿拉伯谚语,宋庆龄在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致的闭幕词及在《新长征中的中国妇女》(《中国建设》1979年2、3期合刊)一文中都引用过。
[35]佩格·斯诺:即海伦·福斯特,埃德加·斯诺的前妻。
[36]国方千势子: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好友梅屋庄吉的女儿。宋庆龄十分怀念故友的家属,1975年委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向国方千势子转交了一封邀请她访华的信件,只因当时中国“文革”仍在继续,国方千势子未能成行。
[37]鲁朝臣:日籍华商,长期从事中日贸易。
[38]钟玉心:美籍华人,其父钟工宇是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同学,曾一起创办兴中会。
[39]黄赤波: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病于1978年10月20日逝世。
[40]齐燕铭: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共政协全国委员会机关党组书记,因病于1978年10月21日逝世。
[41]柳无非:柳亚子的女儿,宋庆龄的好友。她和妹妹柳无垢都曾是保卫中国同盟最早的工作人员。
[42]陈麟瑞:柳无非的丈夫,曾任《中国建设》杂志副总编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43]杨奇清系公安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因病医治无效,于1978年11月24日在北京逝世。
[44]政协全国委员会部分委员和常务委员于12月17日聚会座谈,共庆中美两国建交,表示拥护中国政府关于中美建交的声明。
[45]宋庆龄曾将《中国福利会四十年》纪念集寄赠张猛的孩子,并用英文在封面题字(该册《中国福利会四十年》纪念集,现保存于北京宋庆龄故居)。该纪念集中有赵朴初题诗:《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志庆,并呈宋庆龄先生》。张猛夫人潘景睛将赵朴初题诗题抄于宣纸上,写成横披,并呈宋庆龄。
[46]祝文光、祝文英:宋庆龄秘书卢季卿的继子女。宋庆龄每年元旦都给他们寄贺卡,1981年元旦寄给他们的是蓝底白梅的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