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心目中的孙中山

发布时间:2015-09-30   作者(来源): 摘编自《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先生是辛亥革命老人,美洲爱国侨领、中国致公党元老。1868年4月3日出生。广东开平人。14岁赴美国谋生,17岁参加反清复明的洪门“美洲致公堂”,20岁组建以除暴安良为宗旨的“纽约安良总堂”。1904年结识孙中山后,积极支援辛亥革命,后又发动美洲华侨捐款大力支援祖国的八年抗战。

  1948年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49年毅然返国投身建设新中国。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要职。1955年5月8日病逝于北京。1950年12月9日,司徒美堂在北京《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旅居美国七十年》(后由香港《文汇报》辑成《祖国与华侨》一书出版)。其中他对孙中山的印象和革命友谊的回忆是很珍贵的历史文献。在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前夕,很有必要摘录出来,用以传颂和缅怀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

  (以下除小标题外,是司徒美堂先生的回忆)

  初抵美国被拒上岸

  “孙先生一到美国就碰了美国当局的钉子。他在清(朝)领事、保皇党和美国警察告发之下,被禁止上岸,并被扣留在旧金山外小岛木屋。美国移民局自然有借口,说孙先生没有护照。……旧金山洪门大哥黄三德,唐琼昌等人就先用500美元铺保把孙先生保出来,又花5000美元请美国律师那文先生打官司,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终于打赢了。孙先生才由不准入境变为获得在美居住的自由。”

  依靠洪门开展活动

  “孙先生在广东时就知道“洪门”是反清的人民革命团体。为了开展革命运动,他在檀香山就加入了洪门。”

  “孙先生后来到纽约发展兴中会组织。最初有200多人,但在革命处于艰难的情况下,大家灰心离去,两年后在美会员只剩七位。其中一位负责人钟性初先生,因工作困难,心中惭愧无已,于旧历除夕跳海自杀。孙中山得讯后,心里非常苦闷难过。不久他同我商量,认为在美洲要使革命得到发展还是要依靠洪门兄弟,革命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行的。于是孙先生才回到致公堂来,举行全堂会员注册,并定出80条会章。”

  生活刻苦勤奋好学

  “孙先生一到波士顿,先住在正道会陈锦家里。当我知道革命大哥来到,就约同洪门兄弟招待他住在旅馆里。每天叫菜吃饭,这本是兄弟们的义气。住了两天,他说:“我们节省一点,留下钱打满清吧。”这可以看出孙先生的可佩之处。随后他就搬到我家,又转住致公堂。我们一起做饭吃,吃些牛肉番茄汤之类的东西,并畅谈国家大事。孙先生手不释卷、埋头苦学。但为人极其虚心、生活刻苦,他整天到街上找人谈论(革命)道理,调查社会情况。我卖猪肉要早睡,他老是在那儿伏案作书,没有倦容。我们同住了五个月,后来他去了纽约。”

  “孙先生为国奔走,经手革命经费很多,他自己却是不名一文的人。辛亥革命成功,他急于归国,路费450美金,我记得还是由阮本万、李圣策、伍钦雄、蔡观长和我五人拼凑(给他)的。”

  美洲华侨慷慨捐献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众志成城。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国内的同志曾向孙先生致电急需15万美金。孙先生手足无措、寝食难安。当时我想五块十块的叫洪门兄弟捐,必索革命同志于枯鱼之肆,缓不济急,于是就提议将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座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大家一致赞成,立即把款项筹足了。当时许多人奇怪,华侨何以这么热心,平时一毛一分地节省,不在美国花费,叫美国人看见就“生气”,名为“吝啬鬼”,但能一举手间即筹得15万元。是什么原因?我想,不奇怪,其实是华侨饱受帝国主义“教训”的必然结果。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可痛,要雪耻就需先捐钱。……华侨是渴望祖国富强独立的,也实在帮助了辛亥革命,所以,后来孙先生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句真话。”

  拥护孙中山当总统

  “孙先生回国后,我发动致公堂通电300多封拥护他当总统。后来他曾电邀我作总统府监印官,我说:“我不会做官。”过了不久,我知道他被迫辞去大总统之职,原因是美、英帝国主义捧出一个大国贼袁世凯来。孙先生对“民主”的美国本来期望甚殷,这一下真是当头棒喝。”

  1954年4月,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口述生平经历时,又再回忆说:“1904年(光绪三十年)我在波士顿致公堂会见孙中山先生。他使我在政治上顿开茅塞,初步懂得要在中国进行“民有、民治、民享”的革命道理。”(此口述记录曾于1954年5月在香港《大公报》发表)

 

  (作者简介:凌彰,中国社科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和中国翻译协会的会员,北京印尼邦加侨友会顾问和香港邦华校友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