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日新德日新——廖仲恺革命精神探讨

发布时间:2015-05-29   作者(来源): 辛亥革命网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号夷白。原籍广东省归善(今惠阳)县,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一个爱国华侨家庭。1897年父病故扶柩还乡,1902年怀救国抱负与何香凝相继东渡日本求学。1903年结识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继而追随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在鼎力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创建黄埔军校、巩固广东政权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的崇高地位”①。他用光辉的一生铸就了“爱国为民、图强进取、勤奋务实、廉洁奉公”的革命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廖仲恺革命精神产生的基础
  
  廖仲恺幼时,父亲廖竹宾就经常教育他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他8岁入读白人学校修读英语,每天下午到华人区开设的国学馆专攻唐诗、古文,学习“四书”、“五经”等圣贤之书。父亲说:“祖国是每个人灵魂和生命所寄托的,所以爱护自己的祖国,就象爱护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生命一样。”② 少年时的廖仲恺正处在19世纪末美国排华、种族歧视严重时期,耳闻目睹白人警察咒骂华人为“黄狗”,暴徒袭击华人、焚毁财产,加之饱受异国同学欺辱,爱国情感深植于心灵。步入青年,返回祖国途经香港,他在码头上看到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警察殴打中国码头搬运工人,义愤填膺。回到多灾多难的祖国,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相继发生,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严酷的现实打破了宁静的书斋生活。当他与颇具爱国之心的何香凝结为伉俪后,抱着使积贫积弱的祖国强盛起来的愿望东渡留学,决心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从1903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他就坚定地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成为情感炽热的爱国者。     
二、廖仲恺革命精神的内涵
  
  (一)爱国为民的赤子情怀
  
  爱国必须反帝,廖仲恺对帝国主义十分憎恶,他不仅明确提出反帝的政治主张而且积极投身到反帝斗争的行列。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期间,廖仲恺在会上明确提出废除租界和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提出:“一、租界制度于二十世纪之今日,尚任其存在于中国,实为中国民族之耻辱,应由中国收回管理。二、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应服从中华民国之法律。三、庚子赔款当划作教育经费。”③ 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下,包括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内容被写入《中国国民党宣言》。1925年5月从上海开始,爆发了“五卅”反帝大风暴,同年6月又爆发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省港大罢工,廖仲恺坚决支持,为罢工工人解决食宿,亲自担任罢工委员会顾问;到罢工工人中发表演说,指出上海“五卅”惨案和广州的“六·二三”沙基惨案表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他强调罢工的目的就在于“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国家谋自由与独立,争取国家的地位,和争取民族的人格”④。欲达此目的,就必须“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其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⑤。
  
  爱国必须爱人民。1919年爆发的群众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廖仲恺看到“北京根深蒂固的几个大官也就罢免了,政府对于欧洲和会的约也不敢签了”⑥,从中悟出中国革命需要动员广大民众参加的道理。他认为“我国农工占人口十分之九”,“现在中国受着帝国主义和军阀直接间接压迫,欲打倒压迫阶级,必须唤起民众”,“挽救农工即所以挽救中国”⑦。国民党“一大”后,廖仲恺担任农民部长、工人部长期间,全力贯彻“扶助农工”政策,推动工农运动。在他的主持或参与下,制定了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组织法及工会组织条例。他还亲自主持召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支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立并担任教员。他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同破坏工农运动、损坏工农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二)图强进取的价值追求
  
  廖仲恺是革故鼎新的革命家,他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年代,前后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一生勇往直前。他勤于探索,勇于弃旧图新。他对世界的认识不囿于狭隘的框框,他的思想发展始终在追寻革命潮头。1905年,廖仲恺以屠富的笔名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11月创刊号上发表译自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部分章节,提倡“单税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初年最早探索社会主义的人之一。随后,他还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大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译着按语中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表露出肯定和赞赏的态度⑧。正是他和朱执信、宋教仁等一起,促成了《民报》的社会主义热,从而带动了国内各种刊物对社会主义的探索。1924年前后,追求建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使其社会主义探索有了新的特色。
  
  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廖仲恺逐渐认识到,实现中国近代化建设,首先要革除政治上的障碍,帝国主义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为了外御强敌争取民族独立,内兴民主谋得人民幸福,必须联合苏俄、联合中共,“扶助农工”,并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武装,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1921年,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代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俄代表越飞多次会谈以至参与决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国民党改组时,国民党右派试图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廖仲恺就旗帜鲜明地反驳:只要为革命加入国民党的人,“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诚意来革命”,“则一切不生问题”⑨。国民党“一大”期间,他旗帜鲜明、坚决斗争,在《宣言》中写进了联俄、联共的内容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创建黄埔军校,困难更大。当时广东军阀割据,全凭“坚定不拔的信心”,“不屈不挠的勇气”⑩,终于在黄埔成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于1924年5月9日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他请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廖仲恺在创建和发展黄埔军校方面的功绩,受到人们普遍的赞扬,共产党人肯定他“为黄埔立了政治教育的模范,造就了许多革命的青年军人”{11},国民党人认定他“真是黄埔的慈母”{12}.
  
  (三)勤奋务实的高尚品德
  
  廖仲恺在工作上以勤政着称,特别是国民党改组后,他一度兼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等13个要职,工作十分繁忙、辛苦,每天办公少则十三四个小时,多则十六七个小时,常常白天外出办事,深夜方归。
  
  在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中,胡汉民右倾保守,朱执信擅长政论,而廖仲恺则以务实着称。他跟随孙中山二十几年,对先生的决策,往往在决定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一旦形成决策,则决不会因为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而在心理上有丝毫的隔阂、在行动上有丝毫的犹豫或折扣,他始终都是孙中山思想的忠实追随者,而且是主动性、创造性的执行者。在当时政治环境恶劣的条件下,要完成每一项任务都面临很大的困难,需要巨大的勇气。可以说,没有廖仲恺的忠实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贯彻,更不可能在当时的革命实践中体现出那样的实效。周恩来评价他是“热心作事者,最能负责、最能工作而又勇于革命运动、工农运动及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积极领袖”{13}.
  
  (四)廉洁奉公的崇高品质
  
  廖仲恺一生以公事为主,以事业的要求为依归,献身革命事业,不为名利所累,不计较个人得失,廉洁自律。民国元年以后,他屡次掌管财政,二十几年如一日,每次卸任移交时,没有一条帐目不清楚,既显示了他在理财方面的才能,也体现出他一心为公,“不做假帐”的廉洁职业操守。“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起义,各省响应。九月,广东光复。胡汉民任都督,仲恺被请回来管理财政,当时广东财政非常紊乱,实不好下手。但他凭着高深的经济学识和敏捷的手腕,从容整理,有条有绪,不到几个月功夫,便做到了收支相抵。解职时,省库居然有余财了。这是他以其所学贡献于革命事业的第一步。不到几个月功夫,便有如许成绩,同志们都为之惊叹不已”{14}.
  
  辛亥革命失败后,廖仲恺夫妇流亡到日本东京,在千驮谷附近的青山七丁目安下了家。他们住的房子很简陋,只有两间房,胡汉民夫妇住一间,他们住一间,会客、吃饭、睡觉都在里面。每月的房租仅20元,其他各项开支都很节省。海外人士知道廖仲恺当过一年的财政司长,以为他一定很有钱,见他过着如此俭朴的生活,无不感到惊讶。1917年9月24日,廖仲恺被孙中山委任为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在财政总长唐绍仪就任之前,代理总长职权。在任职期间,他规定了严格的财经纪律,并督促部属按章办事,在他卸任结算时,笔笔帐目皆清。廖仲恺为政清廉,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死后家无余财,两袖清风。
 廖仲恺为政清廉为民服务在社会上有口皆碑,在工农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遇难后,中山、南海、番禺等地的农民纷纷自动赶到广州加入出殡的行列,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群众共20多万人参加葬礼,场面相当悲壮、感人。
  
  三、廖仲恺革命精神的时代意义
  
  廖仲恺革命精神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集中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他从爱国走向革命,从热心改革的青年成长为伟大的革命家,在其2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正是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他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始终站在时代潮头,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正是这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在国共两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邓颖超说:“廖仲恺、何香凝先生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建树了光辉的业绩。他们坚持原则,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廉洁奉公,不断进步,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15}
  
  毫无疑问,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中卓越的思想、政治代表,廖仲恺、黄兴、朱执信等人都是他的重要助手。他们都是爱国为民、为使祖国独立、民主和富强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廖仲恺与其他民主革命家相比较,由于家庭背景、经历、性格、政治素养等的区别,又确有自己的“特质”品格,显示出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推动他“几十年来为国民革命尽力,是中国革命中的闯将”{16}.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17}.廖仲恺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积极践行者,他爱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图强进取的价值追求,勤奋务实的高尚品德,廉洁奉公的崇高品质铸就了伟大的精神,他的精神与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八荣”相契合,是青少年立身立德、成才成人的道德标杆。同时,我们弘扬廖仲恺革命精神,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团结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在内的一切爱国者,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加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