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与第三党的成立

发布时间:2015-01-29   作者(来源): 团结报

 1927年国民党反共清党后,国共纷争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面对骤变的政治形势,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开始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出路。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道路。中国国民党在组织和思想上也出现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一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追随者与部分从中国共产党内游离出来的人员合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重揭国民革命的旗帜,以期三民主义在中国的实现。由于该组织既反对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背叛,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致力的共产革命,思想主张居于两者之外,故被称作“第三党”。其核心人物就是被毛泽东盛赞“以身殉志”的邓演达。

  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忠实执行孙中山手订的国共合作与农工政策,对国民革命的狂飙突进发挥过重要作用。国民革命高潮时期,由于蒋介石私心自用,逐渐偏离既定革命轨道,邓演达曾进行过旗帜鲜明的斗争。“四·一二”事件发生,国民革命运动遭遇重挫,邓演达在痛感蒋介石由革命中坚蜕变为革命对象之余,一直不遗余力阻止武汉国民政府的变质,但最终无力回天,又不愿同流合污,只得孤身前往苏联。

  在临行前致国民党同志的告别信中,邓演达告诫全党“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做去,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国民革命”;反之,“三民主义如果受了曲解,农工如果受了摧残,革命分子如果被摈斥,政治工作如果被威胁,则不独党的革命意义和权威消灭,而且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势必重蹈辛亥革命失败的覆辙。

  为了挽救濒临绝境的国民党,邓演达与来到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商定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复兴国民革命的领导机构。是年11月,三人联名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正式打出了“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号。《宣言》回顾了国民党内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史,痛斥当前窃据国民党旗号的南京与武汉已沦落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中国已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组织“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目的即在于取消南京、武汉“伪党部”的职权,临时承担指导革命的责任,同时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保继续在“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领导底下,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得到最后的胜利——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

  在宋庆龄、邓演达不甘屈服、力谋挽救国民革命的同时,国内的部分国民党左派及一些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的人士逐渐联合起来,团结在谭平山周围。他们认为,改组后作为多阶级政党的国民党已经没落,必须另组新党延续孙中山国民革命的理想,在此认识下,他们拾取孙中山曾用过的“中华革命党”作为号召与团结革命力量的旗帜。1928年春,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季方、张申府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邓演达回国前,总负责人一职由谭平山暂代。为了与邓演达等人协调意见,中华革命党派出郑太朴前往德国,与邓演达取得了联系。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决定以中华革命党为基础组建新党。在讨论新党名称时,经过慎重考虑,多数人同意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新党名称。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了作为领导机构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任该会总干事,并出版《革命行动》作为机关刊物。

  力谋复兴国民革命

  邓演达虽出身武人,但能读、能讲,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助,第三党的许多重要文献均出自他的手笔。从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梳理出邓演达与第三党对中国社会性质、阶级状况的分析,所诉诸的革命方式与目标,以及对新中国理想蓝图的描画。

  邓演达等在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认真考察后认为:“中国现时的社会,在形式上固有异于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论,的确还离不了封建势力的支配。因此,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里,资产阶级受制于发展程度,基本不具备革命性;革命的中坚力量是“在政治上受着严重的压迫,在经济上受着惨酷的剥削,十二分的需要解放的争斗”的农工阶级,他们在中国人口中占据绝大多数,因此中国的革命出路只能是唤起广大农工阶级的国民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邓演达在多篇文献中均有阐述。如在批驳南京政府的反革命本质时,他就指责蒋介石等人对总理的三民主义断章取义,其实质不过是“一民主义”、“半民主义”,故必须坚决打倒,“实行整个的三民主义”。第三党的政治宣言对此问题的表述更为翔实具体,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不是“单一性的革命”,“不是先后继起的三个革命——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的历史的阶段合成的”,而是同时以“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本阶级”为对象的集三大革命于一体的“复杂性的一种革命”。为了与被反动势力窃据的三民主义划清界限,以正视听,第三党对三民主义的实现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

  第三党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平民政权”。这个政权“掌握在平民群众手里”,“以工农为重心”,在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国民大会中,“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60%”,“其他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占40%”。

  对于如何取得政权,邓演达及第三党的阐述较为笼统且分散。其所设想的方式大体是唤醒并组织民众,以民众的职业组织如工会、农会及准职业组织如学生会、妇女组织、士兵组织为依托,造成强有力的力量,汰旧生新,推翻旧的专制政体,建立平民政权。而对于这一过程中的武装斗争问题,第三党政治宣言在专门的部分虽然没有明确言及,但揆诸相关论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为题中应有之义。在甫抵莫斯科应共产国际之邀所作的报告中,邓演达即对左派革命工作的缺陷有所反思,认识到必须加强革命武装力量的组织;而在政治宣言中谈到“政权的保持”问题时,主要阐述的也是人民武力的“造成”问题。

  对于孙中山手订的国共合作,邓演达坚决拥护,认为“依照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说,目前共产党的工作应该同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工作并未有多大差别”,所以针对国民党“赤化”、“共产化”的攻击,他以共产党“国民党化”相辩驳。不过邓虽将共产党视作特定阶段内并肩奋斗的“同志”,但对共产党发动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手段及目标并不认同,特别是对国共关系破裂后共产党人在全国模仿俄国革命,全盘推行苏维埃革命的模式大加诟病,认为这种丧失民族主义地位的空想做法,使共产党“失坠了他领导中国革命——民族的革命——的资格和使命”。

  邓演达对三民主义理论的坚守,对共产党人的明确批评,在当时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自然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共产国际同样反应冷淡,拒绝提供支持。

  对于同样与蒋介石为敌的改组派,由于以汪精卫为首,在社会上颇具迷惑性,仍被一些人称作国民党内的“左派”。第三党政治宣言对改组派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从改组派上部成分上说,它是一大群旧社会的统治者或半统治者的集团,他们只是因为偶然的一时的利益共同合作,只是各自寻找出路。所以它无从建立一个共同的纲领,它的政策忽左忽右……它无决心实现革命的主张。它只是反蒋而不反南京的统治,所以结果至多只是取蒋而代之,或去一蒋介石而产出多数蒋介石。

  经历“七·一五”的背叛,邓演达慧眼如炬,认识到汪精卫不过是另一个“蒋介石”;蒋汪矛盾不过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这样的识见确非一般人所能企及。正如邓演达所见,“自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党内因意识形态引起的政治纠纷几乎很少见,各派系之间最大的矛盾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冲突,可以说无所谓‘左派’、‘右派’之纷争”。

  以身殉志

  组织与主张既定,第三党在邓演达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一面致力于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健全,扩大宣传影响;一面通过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来分化和争取蒋介石所依靠的核心力量,积极寻找适当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接续中断已久的国民革命。第三党的活动从根基上动摇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统治。

  1931年8月,由于叛徒告密,邓演达不幸被捕,11月底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虽然没有完成打倒蒋介石、创建新中国的宏愿,但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的坚持,对专制独裁统治的不屈抗争,对新中国理想蓝图的描摹,犹如倏忽而逝的彗星,瞬间耀亮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蒋氏集团黑暗统治下的中国,成为国人不断追求新中国理想的动力之一。

  毛泽东把邓演达与中国古代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共产党员方志敏、瞿秋白以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国,不亦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