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研究中的阙失

发布时间:2015-09-30   作者(来源): 《贵州社会科学》2013.12
内容提要:宋庆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来众多学者的努力,目前已出版和发表了为数颇多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成就。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造成不少研究文章和著作局限于表层的叙述,缺乏深入分析,而且重复不少,错讹颇多,致使整个研究工作向前推进步履维艰。为着有利于推陈出新,向上提升的继续深入,有必要对以往走过的这一段历程作一初步的探讨和小结。
  关 键 词:宋庆龄 研究 阙失
  作者简介:尚明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孙中山、宋庆龄研究。
 
  宋庆龄的研究工作,经过三十多年来众多学者的努力,目前已出版和发表了为数颇多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成就。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造成不少研究文章和著作局限于表层的叙述,缺乏深入分析,而且重复不少,错讹颇多,在工作中尚存在着诸多阙失和遗憾,致使整个研究工作向前推进步履维艰。
  宋庆龄研究的历程较短。其深度、广度与孙中山研究、毛泽东研究都不可同日而语。孙、毛的研究,在他们生前就有很多成果出现,他们逝世后更是出现过数次研究上质的飞跃和突破,至今研究著作已是汗牛充栋。而宋庆龄研究则不然。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过几本诸如《现代中国名人外史》、《名家传记》、《民主人士群像》、《当代人物》、《新中国革命伟人志》等书,简单地对宋庆龄进行过概括性的、不甚准确的介绍。这些书中,宋庆龄资料仅仅占据其所收内容的微弱的一部分,宋本人也不是这些图书要表现介绍的唯一对象。民国时期许多报刊曾对宋的活动进行过报道、刊载,但也仅限于新闻性的表述。希恩、斯诺、斯特朗、王安娜、项美丽等人的著作中亦仅限于有关宋的珍贵资料的记述,严格地讲,真正意义上的宋庆龄研究是从1981年她逝世后才开始启动的。
  宋庆龄逝世在“文革”结束之后,1981年距离“文革”结束的1976年有五年的光景。正是政治环境的逐渐松动,为宋庆龄研究的开展营造了较好的氛围。可以说,宋庆龄研究是在一片悼念活动中开始的。宋庆龄一生低调。第一次,这么多人一起撰写回忆和研究文章缅怀和纪念她。第一次,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各方媒体这么显著地突出表现她。随之,相关纪念集出版了,画册出版了。从研究者到广大群众,开始得以从形象、生平、思想各个方面了解这位伟大的女性。最初公布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模式的确定,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建构了格局,但也留下了框框,形成了某些桎梏,以致长期难以逾越。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复杂的。为着有利于推陈出新,向上提升的继续深入,有必要对以往走过的这一段历程作一初步的探讨和小结。本文着重从“资料的挖掘、整理与考证方面的阙失”以及“研究的深入和扩大不足”的客观、主观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概述和分析。
 一、资料的挖掘、整理与考证方面的阙失
  史料是开展研究的基础,是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史学的突破性发展必须依赖史料的发现。长期以来,与宋庆龄相关材料的公开却是很有限的。从已出版的成果中,可以明显看出资料(包括档案、报刊史料、口述史料等)的匮乏。宋庆龄88年的漫长一生,仅有1986年尚明轩等编撰出版的第一本《宋庆龄年谱》,而其后半生几乎就是一个空白。当然,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经过艰苦努力的难得成果了,它在那个时期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尚明轩主编的《宋庆龄年谱长编1893―1948》,将其前半生资料汇集,更加充实;盛永华主编的两卷本《宋庆龄年谱》和新出版的尚明轩主编的两卷本《宋庆龄年谱长编》,对其后半生资料的汇集做出了贡献。这些都是可喜的进展。但相较之,宋庆龄后半生的研究依然比较薄弱。很多时段对宋庆龄活动时间与内容的考订唯一的依据就是书信,显得很不足。此外,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除尚明轩、唐宝林的《宋庆龄传》外,严肃的宋庆龄传记还有爱泼斯坦、陈漱渝、刘家泉、吕明灼等的同名著作。可以说,它们是宋庆龄研究材料的集成,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宋庆龄的史料,对宋庆龄的宣传和研究做了有益的工作。但书中内容前半生详细,后半生简略的头大尾小的问题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情况是与资料的匮乏密切相关的。毫无疑义,宋庆龄在1949年后的33年的历史,同其前半生一样波澜起伏、异彩纷呈。描绘和总结她这段历史,探讨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为今天建设小康和谐社会提供一些历史借鉴,同时也可以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启示与思考。所以,这段历史是需要着力研究的。
  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尚明轩、魏秀堂著《宋庆龄的后半生》,情况略有改进,但它仅有20万字,分量不足。2013年2月出版的尚明轩、唐宝林著《宋庆龄传》(增订版),增多了宋庆龄后半生的分量,情况有所改进。
  除去国内已经公开可以查阅的有关资料外,一些国外人士所写的著作也受到关注,部分被译介进国内。这本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可是在同时,又暴露出一些存在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宋庆龄研究过多地依据的竟是几本国外研究学者的成果。如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罗比·尤恩森的《宋氏三姐妹》,哈利戴的《孙逸仙夫人传记》等等。尤其是第一本对宋氏家族的介绍,几乎成了迄今为止被国内学者引证最多的材料之一。然而,始终依靠第二渠道,缺乏原始资料的研究终究是有缺陷的。如今,一些学者走出国门,通过查阅档案、采访有关人士等方式获取国外第一手材料,取得了颇多有益资料,不失为行之有效的积极举措。
  大体说来,关于宋庆龄资料的挖掘、整理和考证的阙失体现在下述诸方面:
  1.宋庆龄著述编辑结集的不足。
  宋庆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人物。她毕生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她的著述等身,无论鸿篇巨制抑或绪言余论、短简零笺,莫不具有觉世牖民、稗补历史的巨大价值。可是,对她的著述,目前结集出版者屈指可数,研究工作中亟需编辑出版一部《宋庆龄全集》。
  1952年之前,宋庆龄的著作只有零星的几本小册子,有个别文章散落在一些报纸、杂志和成书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宋庆龄作品的集成,应该是1952年出版的《为新中国奋斗》。1966年,《宋庆龄选集》随同《孙中山选集》得以一并出版。这也是她自己亲自参与修订的最后一部个人文集。此书在1992年她诞辰一百周年之前进行了充实增订,成了上、下两卷本。宋逝世后,她的一些有专题性的文稿又被集成《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论少年儿童教育》、《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等书。进入1990年代,宋庆龄的书信收集整理成果逐渐面世。于是有了《宋庆龄往来书信选集》、《宋庆龄书信集》、《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等书的出版。
  在宋庆龄漫长的一生中,仅仅整理出版如此几本册子,对于我们了解研究她是不够的。比起同时代的许多政治家,她所写的文章并不是很多,可是也有相当的篇幅。她撰写过很多的绪言余论,还有大量的书信和部分的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探寻她内心世界和思想观念的更为有效的资料。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应该承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宋庆龄撰写过被后来证明她在思想判断上不太正确或者错误的文章,同样,她也写过具有极强针对性的表露锋芒的真知灼见的作品,而这两个部分文稿的发现、整理和面世目前都还是一个空白。当然,相关的工作已经有所启动。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宋庆龄全文库和宋庆龄全集的着手整理准备工作就是很积极的举措。我们殷切地期待着他们大踏步地前进,成果早日面世。
  我们认为,宋庆龄全集的出版对于宋庆龄研究、孙中山研究和近现代史的研究都有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瑕不掩瑜,宋庆龄所有文字的面世不仅不会影响她在历史上的光辉形象,反而更能够反映出一位与时俱进,不断修正自我、推进自我、与内在自我斗争的伟大清醒的思想者的光辉历程。
  毫不夸张地说,《宋庆龄全集》的编辑出版,将会进一步推动宋庆龄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各个时期的宋庆龄研究,以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取得更加理性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
  还需要指出的是,宋庆龄大量文稿是以英文写作的,那么,准确的、不脱离当时历史语境下的精当翻译工作就是极其必要的。而这一点做的并不充分和令人满意。上述情况最明显地反映在宋庆龄的几部书信集中。最近有报道,一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竟把蒋介石的英文(Chiang Kai-shek)翻译成“常凯申”,类似可笑又可悲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培养和寻找一批具有历史知识功底又精通英美语言文化的翻译者则是当务之急。至今,除英文单行本《为新中国奋斗》外,没有公开出版过宋庆龄的英文著作集。而不使用英文写作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英文翻译本的选集早已出版。如果考虑到读者面的狭窄,可以做成双语本,使读者和研究者可以各取所需。吴景平在宋子文研究中推出的几本中英文双语著作集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在宋庆龄文稿的整理、翻译中,除了因当下条件不允许一定要略去的词句外,尽可能地保留原状。能够收集到的宋庆龄作品,尽可能地一次性出齐,把后来的工作用在修订、改版和研究之上,努力做到一步到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全集》的编纂可为一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快出版宋庆龄的英文原版著作和中英文稿的影印本,以使各方面的研究人员参与到宋庆龄的研究之中。
  2.相关回忆材料、口述史料的缺乏。
  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与研究对象同时代人物的相关回忆录和口述史料会成为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对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宋美龄等人的第一手回忆材料可谓汗牛充栋。上世纪90年代初,毛泽东研究中第一手材料的出现还发生了井喷式的现象。而在宋庆龄研究领域,这方面留下的资料却少之又少。严格地讲,几乎没有一本经典意义上的以宋庆龄为主要角色的同时代人回忆录出现。回忆不是没有,但散落在许多人个人回忆录的章节之中。留下雪泥鸿爪,给后人爬梳起来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希恩的《个人历史》、斯特朗的《四万万人》、斯诺的《复始之旅》、伊罗生的《重返中国》等著作都有很精彩和珍贵的记述,可没有一个人去专门地以宋庆龄为主角写一本厚实的回忆录。至于口述史料方面,亦出现的很少。
  此种情况在宋生前如此,死后也是如此。像李湄《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这样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可谓寥寥,张珏的《往事不是一片云》内容过于简单苍白。专题对宋庆龄的回忆录依旧阙如。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不少零星回忆宋庆龄的材料,可仍多是散篇。有价值的不少,但也不乏空洞干瘪的应景之作。今年,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管会,有的个人收集、整理现存宋庆龄的回忆文章、讲话等,汇编了《回忆宋庆龄》一书(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则是有益之举。
  随着岁月的推移,与宋庆龄接触过的同时代人越来越少。平心说,我们错过了最好的丰富、整理第一手资料的时机。时代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因素。永远不可能再有一本专题性的对宋庆龄回忆的权威生动的著作出现了。正因为如此,当前的任务则更加紧迫。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采访当前还健在的历史当事人,把他们的回忆以文字或声音的方式记录下来。采访的内容应该尽量是偏重于史实的、细节的、全面的;而不应是概括的、空洞的、局部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记录,决不应是在某些条条框框的约束下过滤后的记录,而是真实的全部的记录。它们对后人来说是不可再生的财富。
  此外,2011年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出版的《邓广殷、孙君连及邓勤藏宋庆龄书信》和2012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译出版的《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往来书信》、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宫崎滔天家藏》等,是有助于推动宋庆龄研究的书籍,值得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当前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北京、上海、中山等几方的割据。这样的划分主要依据孙中山、宋庆龄生活战斗的不同地域。较之同时代其他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别样的现象。
  几个研究机构分别保存着孙、宋的文物,研究上各自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可多年来,联合人力、物力集中力量进行研究突破的工作很少。孙、宋资料分布在各地,各地研究在彼此竞争中提高是好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弊端,互成壁垒,造成信息不畅,缺乏互通往来和文物资源、人力资源的共享,以致综合实力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消耗。保存资料的各个单位和研究团体之间,应当通过各种方式互相交换资料,谁也不应把自己的资料视作“独立王国”所有。
  除大陆以外,台湾“国史”馆、“党史”会等单位也保留有很多孙中山、宋庆龄珍贵的文物资源,对孙中山的研究也硕果累累。但两岸的合作较少,日后应更加增强这方面的力度。近来,上海的几次活动,都说明了这种努力。2012年11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台湾中山文化学术基金会在台北合办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研讨会”,是首次在台湾岛内进行的公开研讨,确是好的开端。
  对宋庆龄的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资料的征集、文物的陈列,而应把握到其中内在的关联性的某些规律与本质,把文物的征集、陈列工作和有效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可以说,没有扎实深切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就没有高水平的、高质量的宣传工作。两者犹如左臂右膀,缺一不可,两手都要硬。上海《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内部刊物)就是一个好的范例。
  我们应该认识到,对孙中山、宋庆龄这样伟大人物的研究与宣传,绝不仅仅是孙、宋文物保护部门、专题研究部门的任务,更是各大专院校等机构和历史爱好者、收藏者的重要课题。这些领域中有着大量的史料和优秀的人才,我们应该放宽眼界和胸怀,多方面、多层次地与他们交流合作,带着庄严的历史责任感,共同为历史的研究做出贡献甚至牺牲。
  最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络中外研究孙中山宋庆龄的专家学者,组织成立了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委员会,作为组织、联系、推动和研究孙、宋的专门机构。其主旨在为孙、宋学术活动搭建研究平台,聚集学界名家,形成研究合力,提升研究水平。通过该机构的努力,全国今后的孙、宋研究工作预计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资源共享是推进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只有将历史资料让更多的人掌握、了解,才有可能吸取最大量的智慧资源推进研究成果的开展。这一步,还需要我们的努力。
  3.更加完备的工具书——《宋庆龄辞典》的阙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便于读者和研究者寻检有关宋庆龄的资料,推动宋庆龄研究工作的深化和拓展,编写一部供质疑解惑时查考的工具书,无疑是十分必要的。1996年张磊主编的《宋庆龄辞典》便是应此需要而问世。这是一本有价值的工具书,但由于当时宋庆龄研究尚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可以供编者参考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较之今日要少很多。因此,现在看来,该书已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当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宋庆龄的双语文化背景,因而该书未能充分提供外语资料。如该书第347页“宋庆龄”条目中云:“教名露瑟萝,学名罗莎蒙德,又译作洛士文”,但并未附以对应英文。此外在条目取舍、繁简等方面也都有可改进之处。像所收条目中有许多是在一般辞书中都能找到的,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八路军”“马歇尔计划”等等,似可就不必尽收。用笔画检索也不很方便。故而,有必要在它的基础上,根据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重新编纂出版一部新的、更加完备的、更便于检索的、附有充分外语资料的《宋庆龄辞典》。
  编纂这样一部《宋庆龄辞典》,既可以为年轻一代了解和研究宋庆龄提供必要的条件,也是对以往宋庆龄研究工作进行概括和总结的一种方法。为了与研究、翻译等实际工作结合更紧密,在书的编辑体例上,可考虑分成几个大的板块,如:年表,家属与亲属,僚属与同事,同志、战友和朋友,外国同学和友人,宋庆龄领导或和她有关的组织和团体,与宋庆龄有关的历史事件,等等。有了这样的工具,对今后研究宋庆龄、宣传宋庆龄将有很大帮助。
  这件工作工程较大,任务艰巨,非一时急就之章可为,但亦不可迟滞等待。完成此项任务,是一种交待,一种总结。汇聚各方智慧,北京、上海、广州、南京、中山、海南、武汉等地齐聚力量,加上各重点大学相关研究领域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成效会更快更好。
  4.对宋氏家族和宋庆龄同时代人关系研究的不足。
  长期以来,在对宋庆龄研究的同时,对宋氏家族其他成员和宋庆龄同时代人的研究也存在不足。直到今天,除宋耀如研究已起步,宋子文、宋美龄研究甫展开外,关于宋蔼龄、宋子良、宋子安等人的研究均已开始进行,由于他们各方面的文献资料相对甚少,极其匮乏,所以向前推进仍需加大力度。至于对与宋庆龄同时代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邓演达、蔡廷锴、潘汉年、陈友仁等等亦缺乏深入的有规模的关系研究。近年来此种情况有所改观,上海复旦大学吴景平的宋子文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很多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如今,美国哈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所藏的中国国民党档案包括《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等,均相继开放使用,推动了宋庆龄等人物的研究工作,尚有海外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宋氏家族后人手中,无疑保留着大量的珍贵史料,我们尚未发掘者仍有余地。因此,开发这块园地即使面临着困难,也是非常必要的。
  5.文史图片研究的阙失。
  照片是珍贵形象的历史资料,是历史的一种记录方式和见证,更是一种理解和阐释历史的史源。它具有真实而形象的特征,其作用是其他文献资料所不能取代的。人们可以从照片上直观地把握人物性情和感悟历史瞬间。在没有作伪的前提下,照片有着文字材料所不具有的说服力。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或当时未作文字说明,或追记有误,或借印误记,或有意篡改等原因,造成照片有不少或年代有误、或地点不确、或人物弄错、或事件不详、或事实不符。因此,对某些照片进行严谨考证,予以考释辨证,还照片历史的原本出处,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历史研究工作。在这个范畴中,宋庆龄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迄今为止,曾先后出版了两本对孙中山照片资料进行研究的高质量的著作——王耿雄的《伟人相册的盲点——孙中山留影辨证》和余齐昭的《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而对宋庆龄的照片研究著作则尚未真正起步。
  宋庆龄的照片资料1949年前出现在一些报纸、杂志、图书、画报、画册上。对于这部分材料,挖掘尚不够深入,或者尚未有突出的研究文章问世。其实,这部分浩瀚的资料中,尚有许多值得挖掘的东西。据我们抽检性地查阅,就可以看到几张过去介绍不多或者未曾介绍的历史图片。1949年后,除上述介绍外,新华社也对外发行了相当一批包括宋庆龄在内的新闻照片。但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以宋庆龄为主题的照片资料集并没有出现过。
  1981年宋庆龄逝世,新华社第一次以宋庆龄为主题发行了两套新闻照片(分别为《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和《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随后,画册《纪念宋庆龄同志》出版。这是国内外第一本有关宋庆龄的照片画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虽然事后发现其对照片的注文多有谬误,但其印制的精良、选择的精当,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从那时起,有关宋庆龄的照片整理汇集工作才逐渐起步。《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中国和平出版社)、《孙中山与宋庆龄》(广东人民出版社)、《宋庆龄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宋庆龄》(新华出版社)、《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图录》(上海辞书出版社)纷纷面世。近期出版的新版《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较之上述几种,在图片数量和质量上又有了一定的提升。宋庆龄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新华社再一次发行了一套新闻照片《纪念宋庆龄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这些照片图集,很大程度上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动鲜活地了解宋庆龄的光辉历程,对研究者研究宋庆龄的生平事迹起到了积极的参考作用。
  然而,必须指山的是,三十年已经过去,在大量宋庆龄(包括孙中山)照片已经整理收集到的情况下,宋庆龄照片的研究工作却没有出现相应的进展。上述画册(包括新华社照片)内容多有重复,后来出版的图册没有在之前出版的集子上出现明显的开拓,很有炒冷饭的感觉。有时,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退步。如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第一版《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非但内容更新不多,连印刷的画质也大大降低。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宋庆龄在上海》,新的照片数量上出现了突破,而画质却明显偏差,起初注释也有讹误。较之最早的一本宋庆龄画册《纪念宋庆龄同志》,后来的出版物存在的差距是明显的。直到2006年新版《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面世,有关宋庆龄图片的印制在质量与数量上才有了较大的进展。
  上述仅仅是纵向的比较。如果与同时代历史人物照片的研究汇集工作横向比较,则会发现更大的阙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颖超等人都出版发行了大量的照片集、画册,且图片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属上乘。综合起来,平均每人公开的照片比例超过两千张,比较全面生动地展现了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很多画册开本已经达到大八开,画册上的照片画质已可等同于原版照片。
  作为照片研究基础性材料的照片或者画册本身的质和量,极大程度地影响到照片研究的进程和成果,而已有的宋庆龄画册在这两个方面远远弱于上述历史人物照片研究的规模和水准。这是值得思索的。从现有情况看,宋庆龄画册中收入的照片远远小于实际宋庆龄存世的照片数目,表现上也不能很全面地展现宋庆龄战斗生活和情感的各个方面。现在可以掌握的宋庆龄照片至少有几千张之多,而画册中收入的宋本人照片平均在三四百张左右,且每本中的照片画质良莠不齐。
  历史照片对于研究者不仅仅是一种展示,更不是停留在欣赏和把玩层面的一种趣味,它可以引导读者、研究者更为深入地把握历史深度的真实。作为历史人物的照片,首先是一件文物,妥善地保存应该是研究的前提和要义。那么,依据当前先进的科学手段对其进行整理、记录、保护就是非常必要的。对孙中山先生照片的研究,王耿雄等人功不可没,对宋庆龄照片的研究,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图录》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的功绩。图录严格按照文物收集整理方面专业知识的要求,对包括宋庆龄照片在内的诸多资料的质地、大小、储存地等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记述与考订。无论怎样,此举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肯定成绩,但不可否认三十二年过去,这些进展仍显得有些微薄。
  6.影视研究的阙失。
  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历史地位,宋庆龄是最早进入电影镜头的近现代历史人物之一。早在上世纪20年代,她的身影就出现在电影银幕之中。建国前,可以说,她留下来的活动影像资料要超过同时代的许多人(比如毛泽东等)。解放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保存下来的大量电影胶片中,也留下了她的身影。有关她的几次视察、出访、会议和逝世,还拍摄了专题纪录片。这些都是研究宋庆龄最为真切的资料。她逝世后,对外放映的纪录片《国之瑰宝》(电影)、《宋庆龄》(电影)、《宋庆龄》(六集电视纪录片)从多方面展现了她的一生。此外,新闻电影简报《宋庆龄故居》、上海编辑拍摄的《宋庆龄的葬礼》、《宋庆龄和她在上海的故居》、《怀念宋庆龄》等纪录片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材料。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纪录片所选取的宋庆龄的影视资料大多是片段的、裁切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宋庆龄生前的专题新闻片又未对外发行。这使得大多数人对于宋庆龄影视资源的了解也是片段的,零碎的,缺乏整体意义的。当前,全面地收集宋庆龄的影视资料,将其专题新闻片转刻成盘出版发行,将分散在其他纪录电影中宋庆龄的相关部分汇集整理,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段历史真实影像的记录,在给人视觉冲击力的同时,会带给人许多文字材料无法展现的细节真实。这样的整理工作,至今还尚未展开。
  7.史料的封锁与禁锢。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宋庆龄一生低调的政治姿态,有关她的文献资料的保存和研究较之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宋美龄都远远不如。很多近几年才开展起来的工作,很久以前在上述几位人物的研究领域都早已付诸实施。史料浩繁如烟海,对此,我们只有踏实勤苦地去做。
  除此之外,史料的欠缺还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人为的禁锢。按照许多国家的法律和惯例,在一定时限之后,会将大量档案材料公开,供学者和公众研究。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有关宋庆龄的档案,尤其是建国后的档案,介于多重原因,至今不能开放。我国一些档案馆、图书馆受到不良影响,设了层层关卡,进行封锁,令人难以理解,深感遗憾。这又给研究和了解宋庆龄生平及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同时也造成了不必要的分歧。比如,关于宋庆龄逝世后三本日记的下落,宋庆龄晚年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七封书信的情况,都令研究扑朔迷离。而真相的大白,本来就是一纸档案的公布。遗憾的是,今天,这样的工作还尚未能进行,还需多方条件的成熟和努力。
 二、研究的深入与扩大不足
  宋庆龄研究还有一些巨大的空白需要填补,许多专题还需要探讨。并且,对她的研究,既要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又需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其更加深入和扩大。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不能满足于重复性的工作,而是要求有新发现,有再创新。停滞在概念化阐释的框框里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唯心主义地漫天遐想,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我们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改进:
  1.宋庆龄思想研究的教条主义。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的品格无疑是高尚的,思想无疑是先进的。长时间以来,有大量的研究文章对宋庆龄思想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其中很多不乏真知灼见。但较之宋庆龄的生平史料研究,宋庆龄思想的研究却是整体水平不高,基本上处于一个水平层次。当然,这与现有材料不足的客观条件不是没有关系。可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我们主观上对宋庆龄思想研究概念化、教条化的倾向。
  很多研究文章大多是在举出一定事例之后,归纳出宋庆龄高尚伟大的思想情怀。文章不同,可得出的结论却大抵一样。诸如此类的话语几乎可以说成了套路,研究水平并没有得到有效提高。还有一些宋庆龄思想研究是为了呼应当时国家政治导向和潮流,这未尝不可。与时俱进的宋庆龄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是超前的,超越她生活时代的。但我们决不能为了呼应而呼应,做填空题,这样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宋庆龄的一生都坚持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她的这方面思想精髓,很值得我们学习。
  她是伟人,但这并不表明她的思想从起点就达到了一个最高的、一成不变的水准。她的思想是变化的、复杂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甚至是矛盾的、纠结的。她一生与时俱进,但这并不表明她没有犯过错误,没有出现过失误。人无完人,一点瑕疵,岂能掩盖日月的光辉。
  我们研究者笔下的宋庆龄,应该是一个立体的、丰厚的、真实的宋庆龄,而不是一个扁平的、干瘪的、概念化的宋庆龄。这样一个宋庆龄会更令人敬爱,更站得住脚,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2.宋庆龄生平研究的主观主义。
  在研究宋庆龄的时候,研究者需要投入巨大的理智,也需要投入巨大的情感。没有理智,就没有真实;没有情感,就没有血肉。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宋庆龄和她的家族、她所交往的历史人物、她所处的时代都具有不可复制的传奇性色彩,因此,近一个世纪,描述这个时代及人物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诸多的资料良莠不齐,研究者对其应具有去伪存真的辨析力,同时,在自我研究的过程中,又应该秉承着严肃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传说”,在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源头的阶段是一种必要的依据;而在20世纪已有无数文献可作依凭的情况下,对历史人物的考察,除非极个别情况外,是不应取信的。宋庆龄研究尤其如此。
  当下,在有关宋庆龄的某些著作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的倾向——主观臆度,甚至是刻意杜撰的倾向。这是不负责任的,对宋庆龄研究有害无益的。其体现尤甚者在宋庆龄及其家族成员的传记写作领域。某些作者,为了取悦世俗趣味,追求商业效益,不顾历史真实,随意编就所谓生动传神的历史细节,包括人物的语言、表情、动作、故事情节等等。此番之举,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搅浑了孙中山、宋庆龄研究这潭清水。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种误导;对年轻的读者大众来说,这更是一种欺骗。它早已远离了历史的基本真实,而广大的读者会以为这些生动的描述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讹传讹,以一传百。长此以往,许多年之后的研究会更加困难,越发难以分辨历史的迷雾。
  作为今天的研究者,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发掘史料,在真实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为以后的研究者打下坚实的基础。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3.严肃历史研究姿态的阙失。
  历史研究者进行研究的动力不应仅仅是兴趣,当然,兴趣是做好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在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应秉持着严肃端正的研究姿态。
  历史研究,不是仅凭兴趣来猎取信息,不是仅凭资料来堆砌罗列,也不是仅凭主观脱离实际的臆测。历史研究者不同于收藏家、不同于古董商,他要从历史现象中找到具有规律性的必然,做到“以史为鉴”,为后人指明方向。
  历史研究者应该有着庄严的使命感,太史公写《史记》,做开创之功,其精神支柱就是这种使命感。对宋庆龄这样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的时候,更需要我们具有这样的使命感。宋庆龄研究的每一项成果,其长远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而这种严肃的历史研究姿态,并不是当下的每个研究者都具有的。有的研究者受现实中不良之风的影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出现学术的急躁病,存在着“低水平重复现象”。个别人为获奖和晋升而搞“短、平、快”,甚至还发生某些学术不端行为,学风不正,使某些论著质量堪忧。因此,提高研究者自身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是提高宋庆龄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有了优秀的研究者,宋庆龄研究历程的未来就是令人憧憬的。
  以上所述,是我们在宋庆龄研究中感到的问题及个人肤浅的看法。文中所述并不力图囊括所有问题,作出最终定论;旨在举其要点,阐明态度而已。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督促我们写下这些要说的话,希冀能引起学者们和关心宋庆龄研究的朋友们的关注与讨论,以促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地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