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关于抗日战争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发布时间:2015-07-08   作者(来源):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宋庆龄对抗日战争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仅探讨她关于抗战的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主要从两方面加以论述:一是抗战持久必胜思想,二是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于能否打败和如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宋庆龄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作了精辟的阐述。尤其是早在1937年2月,她就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持久必胜”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是一致的。宋庆龄对抗战持久必胜思想的阐述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早在1933年就论述战争中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内普遍存在着“恐日”病,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为了澄清人们的思想,以利于共同抗日,宋庆龄自1931年12月至1937年8月先后发表了《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等文章,对战争中的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有很多重要论述。
  宋庆龄针对国民党内存在“恐日”病思想,论述了革命意识和精良武器的辩证关系。她于1933年9月在上海反战大会上发表演讲,列举北伐战争和工农红军屡次取得胜利的事实,说明武器不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她说,“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有其作用的。”[①]这就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的唯武器论。宋庆龄认为不但要看到武器,而且要看到人,武器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人不是物。她在武器与人的关系上辩证地告诉人们,不能否定人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因批唯武器论而轻视武器、不要武器。她说:“当然,有力的革命意识和精良的武器配合在一起,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最好保证。”[②]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的抗战呼声中,违背蒋介石的意愿,奋起抗击日军。尽管国民党政府不给他们援助、供给,十九路军的装备也很差,但他们凭着一腔爱国热情,打得十分英勇。宋庆龄在这次反战大会的报告中赞扬说:十九路军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明知众寡悬殊,武器财力不如敌人,但能奋不顾身,以血肉之躯为中国争一线生机,使世界知我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她又指出:人们都说上海抗战必败,我说,纵然战场上打败了,但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了,日军所得仅物质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的中国军民,发扬中国不可侮之军威与不可侮之民气,必胜!得物质胜利的日本,只增强其侵略野心,终得灭亡!宋庆龄早在1933年就如此明确地论述了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说明武器落后的中国能够战胜武器精良的日本,这是难能可贵的。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比宋庆龄进一步论证了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他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③]“唯武器论”者见物不见人,毛泽东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针锋相对夺指出: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显然,对于如何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毛泽东比宋庆龄讲得更深刻、更全面。
  第二,反复强调只有人民群众全体动员起来,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广大人民群众受到压制而未能得到充分发动,为此,宋庆龄多次强调人民群众在“持久必胜”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她于1933年在上海反战大会的演讲词中明确指出:“只有在人民千百万地奋起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解放。”1937年4月她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儒教与现代中国》说:“以为没有群众运动的支持,就能把国家从日本的侵略中解救出来,这是愚蠢的想法。孙中山说过,革命若要成功,必须有工人农民参加政府。国民党必须帮助促进工农运动,邀请工人农民入党,然后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④]这样,中国就一定能够“成功地击退所有外来的侵略”,“向光辉的未来迈步前进”!宋庆龄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各阶层人民的意旨一致表现在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这力量是我们抗日持久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⑤]宋庆龄强调,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是关系到能否坚持“持久必胜”问题的关键所在。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指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⑥]后来他在《论持久战》中更进一步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⑦];“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⑧]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有关人民战争伟大作用的精辟论断,显然比宋庆龄关于人民群众 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的论述要深刻、生动得多。但毛泽东的有关论述都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而宋庆龄则在此前就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三,抗战爆发前就已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必胜的思想。
  抗战爆发前,国内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宋庆龄于1937年2月,就对抗战的前途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持久必胜”的思想。她指出:“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不了解实际形势而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这种错误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⑨]宋庆龄精辟地分析说:“日本不能战胜中国。因为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作持久的战争。第二,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日本人民政治活动的高涨,表示他们对于使日本劳动人民增加重担、沦为赤贫的黩武冒险政策是怎样地忧虑和愤懑。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⑩]宋庆龄要求国民党政府下定决心不再向日本帝国主义让步,停止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指出只要决心抗战到底,胜利属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又于1937年8月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文中写道:中国国内基本上已实现了和平,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这是一支不可征服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来说,在这种力量面前,日本军国主义只能发抖,失败是无疑的。她对日本不可战胜的神化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明确指出: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11)]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以争取胜利的方针。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明确指出抗战将是艰苦的持久战。在此前后,中共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和周恩来先后发表文章,论述了只有坚持持久战才能取得抗日最后胜利的理由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了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抗战的理论和战略方针,指明争取胜利的正确道路,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它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12)]基于这样的时代条件,形成了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决定了中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特别是中国正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已经有了无产阶级,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而且能够获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根据。而日本看来虽强大,但它已处于反动倒退、开始走向没落死亡的时代。
  从以上所述可看出,宋庆龄对于抗战问题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发表了多篇文章,并集中阐述持久必胜的三个关键性问题:应辩证地看待人与武器的关系,全面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的重要性以及抗战持久必胜的科学依据。宋庆龄的这些思想都发表在全面抗战之前。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抗战的实践经验,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分析,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抗战的理论,这是宋庆龄所无法做到的。因此,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更加科学了。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13)]宋庆龄对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巨大的贡献。
  第一,呼吁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推动国共再次合作的实现。
  1936年9月,毛泽东托人带给宋庆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对宋庆龄的革命言行与精神,表示了无限的尊敬之情,接着指出:“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14)]毛泽东恳切希望宋庆龄在促进国共合作中能作出努力,发挥关键性的实际作用。宋庆龄接毛泽东的信后,进一步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从此,她与上海的中共人士经常保持联系,更主动地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战而奔走呼号。
  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宋庆龄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一向是深恶痛绝、勇于抨击的,但这次出于民族抗日救亡大业的考虑,她捐弃前嫌,不念旧恶,主张释放蒋介石,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她甚至准备去西安劝说张学良,后因交通问题未能成行。宋庆龄是通过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提出释放蒋介石的主张的,她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完全一致。宋庆龄高度评价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并以此敦促国民党政府早日实现与中共的合作。宋庆龄说:共产党曾尽一切努力来维持中央政府与东北军之间的和平,释放蒋介石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已尽了最大力量来维持中国的团结。“共产党希望和政府合作的诚意,在西安事变中得到清楚的证明。”[(15)]而中国共产党也把宋庆龄看作完全可以信赖的战友,所以在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的谈判中,周恩来曾提议宋庆龄与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进入行政院。宋子文当时还表示“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16)]。可见宋庆龄在推进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为决定对日方针和国共关系,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上,为了进一步促进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宋庆龄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宋庆龄会同何香凝、冯玉祥等14名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这个提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接中国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17)]她再次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孙中山的遗嘱”。她说:“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但“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之后再去抗日吗?”[(18)]像宋庆龄这样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提出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去救国的主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近十年中还是第一次。这对于促进国民党转变政策、共同抗战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在宋庆龄等国民党民主派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这样,国内和平局面初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门打开了。毛泽东于1937年5月3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10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19)]毛泽东所说的“国民党内部的变动”,主要就是指宋庆龄等14名国民党民主派在会上作斗争所引起的变化。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转向和平民主和抗日方向的政策改变,是与宋庆龄等有识之士的争取、推动分不开的。
  此后,宋庆龄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国共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利用各种机会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强烈呼吁两党消除隔膜,共赴国难。她进一步提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20)]她再次批评了国民党当局存在的“恐日”病,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
  第二,强调民主与团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期间,宋庆龄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竭尽全力。她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发生后,宋庆龄一方面反复强调,“为了抗战所不可少的统一战线”应该加强民主、加强团结。因为“没有团结,就不能获得胜利。没有民主,就不能团结。”“中国抗战的关键则在于内部团结。”[(21)]另一方面,她不怕高压,发表了声明,谴责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22)]并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办的《两周新闻》,向中外人士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宋庆龄在国民党中委出席的茶话会上,也严正指出:抗战已经五年,只能继续进步,不能倒退,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团结,发扬民气,万不可兄弟阋墙,手足相残。搞专制、搞个人独裁,就会牺牲民族和人民,是一定要打败仗的。她一番义正辞严的讲话,使那些天良未泯的国民党元老,无不动容。
  为了澄清国际上对皖南事变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许多误解”,宋庆龄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撰写了《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指出:“党派之间起了摩擦,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虽然对于抗战无疑不利,而且挑拨起这种摩擦的反动分子确是在帮助敌人,但是并不是说,统一战线已不复存在。”她还详尽地解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科学定义,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还有一个日本兵在中国国土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一定会存在”。[(23)]
  宋庆龄这篇战斗檄文对坚持国际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说过,宋庆龄在八年抗战中主要致力于维护、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等地对待各种抗日力量这两项工作。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和宋庆龄等国民党民主派的共同努力下,才挽救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的局面。
  第三,提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发起创建“保卫中国同盟”。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24)]宋庆龄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使我国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早在1936年11月10日孙中山先生诞辰70周年前夕,她就在纪念孙中山诞辰的《纪念词》中指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然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25)]
  宋庆龄为了取得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相互支持和援助。她早在1933年,就断言日本侵略中国的结果必然加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发展。宋庆龄指出:“很明显的,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瓜分中国的运动,将加速整个亚洲、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势力的发展。”[(26)]她在1937年10月3日《致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的信》中又说:“要是中国的抗战一旦失败,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也就完结了。”[(27)]为此,要求英国支持我国的抗战,她还在《致美国工人们》中指出:盟国的力量正参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越早取得胜利,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越会减少。所以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利益体戚攸关。
  宋庆龄还代表反帝大同盟向全世界的进步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发出了呼吁,希望他们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反对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3月1日,苏联伟大革命作家高尔基接到宋庆龄请求他给予声援的电报,第二天就在《消息报》发表了《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的文章,表示关心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空前卑劣的暴行,表示极大愤慨。1933年2月17日,英国杰出作家萧伯纳专程从香港到上海拜会宋庆龄。他们在反战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表示要互相支持和声援。1936年7月,宋庆龄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全世界人民都崇敬、热爱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友人多次赞扬她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作出的卓越贡献。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介绍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保卫中国同盟确实“从世界各地募集了医药和其他物资,并将其大部送往被国民党包围、封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支援反侵略的战士们”。[(28)]由于宋庆龄的介绍,著名的白求恩、柯棣华、米勒、巴苏、布朗、哈里森等外国大夫,先后到解放区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国际和平医院。在她的大力号召和影响下,华侨在世界各地纷纷组织了救国救乡团体,以大量财力、物力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
  宋庆龄关于抗日战争的思想及其实践,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在抗战时期的光辉业绩将彪炳史册。
 注释:
  ① ② ④ ⑤ ⑨ ⑩ (11) (15) (18) (20) (21) (23) (26) (27)《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9、89、108~109、138、99、99~100、120、119、101、117、148、149、85、124页。
  ③ ⑥ ⑦ ⑧ (12)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347、551、480、447、513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1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17)见1937年4月15日《救国时报》。
  (1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22)见1941年1月26日《新中华报》。
  (2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4页。
  (25)见1936年11月12日《救亡情报》。
  (28)《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